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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訊第0007期》我的父母親

我的父母親

李子堅(維公)

  壽登高年的雙親,身體都很健朗,這是二老的福份,也何嘗不是我們兒輩的福氣。

  在我們四兄弟中,我是唯一遠離雙親而久住美國,我沒有恭親侍奉二老,是我最感愧疚的。我也思念雙親,無日不為他們祝禱,但我已在美國落戶了廿四年,立足於美國第一權威報紙。兩個在美國出生的男孩,也都相繼完成了大學教育,我有著對家的責任,和對工作的使命。

雙親教我們自己開拓前程

  去年三弟子達來美,談起天帝教同奮,有意為雙親編纂祝壽專輯,我決定就我所知的父母,寫一專文。我要讓雙親知道,儘管我遠離他們,但他們所賜予我的恩情,卻永生不忘。

  雙親沒有給我們兄弟任何財富,可是他們對我們的諄諄教誨,要我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前途和天下,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

  我們經過兩次戰亂,但我們所幸都生活在自由的環境裡,這都是父親所賜。對日抗戰,我們生活在大後方陝西,卅八年我們到了台灣,我們雖然過了不少艱苦的日子,我們卻始終自由自在。

  我們兄弟們的小學教育,沒有在正規的學校度過,那六年期間,我們隨父親在華山隱居,由父親所請的三位弟子,分別教我們國文、數學和寫字。我們日常的生活,包括早、午、晚的祈禱唸經。我們的運動,便是爬山、砍柴、種菜、挑水等。我們的娛樂是下棋,聽大人說故事,以及兄弟間的白日夢想。

建立對 上帝的虔誠信仰

  父親給我們兄弟們最大的影響,是帶引我們對 上帝的虔誠信仰,這種信仰,也給我們一生做人最大的規約,同時也給我們生命安全最大的保障。

  對我兄弟們的教育方式,父親是極開明的,他在下華山以前,先把我和子達弟送到華山下的華陰縣立雲台中學就讀,他知道我們如再不入學,將與學制完全脫節。他修道雖然重要,但我們的教育也同樣重要。我與達弟後來轉入蔡家坡扶輪中學,那是抗戰大後方水準最高的中學,大哥子弋及四弟子繼,也都在西安入學。

創辦紅心字會,廣施仁愛

  對於教育的原則,父親並不嚴加督責,由中學而大學,父親要我們自求上進,他對我們說,我們的前途,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今天,我對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原則,亦復如此。

  抗戰期間,父親在西安創辦紅心字會,做了許多慈善救濟事業,包括施藥、施茶、施衣、施棺等。對赤貧無告的人,有所幫助。後來日機開始對西安實施轟炸,紅心字會並擴大成立了救護大隊,以救助傷亡。同時,也對由河南流亡來陝西的難民,從事賑濟的工作。我兄弟那時已是初中學生,也幫著去西安四門外沿城牆所搭建的茅棚內,作放賑前的戶口調查工作,然後再去按戶放款放糧。我們也參予救濟難民平劇大義演的售票工作。

父親當年到西北傳道,可以說是一無憑藉,但是,真所謂得道者多助,各方前來歸依的絡繹不絕,他的弟子包括當時黨政軍情乃至工商學界人士,無所不有。

  父親傳道的目的,是在收拾人心,拯救蒼生。他一生從未中斷為救世救人而祈禱,他基本上還是著重個人的修持。靜坐的傳授,便是個人修持的起點。

父親的宗教哲學思體系

  當年他在西北有「李半仙」之名,他的預言無不應驗,很多高級將領,在出師之前,總要前來拜見「導師」,請求護佑,父親要他們默唸廿字,篤信 上帝,無形中自有庇佑。

  父親行道並不強調迷信,也不強調偶像崇拜。在西北他創辦紅心字會和宗教哲學研究社。一為慈善機構,一為學術研究機構。整個機構的後院,乃是「光殿」,是弟子們參拜進修和「天人親和」之處。

  他在宗教哲學上有自成一套的思想體系,這是他歸隱華山八年期間,透過靜修和「天人親和」的最大收獲。大哥子弋及父親高足黃震遐(維道)對此思想體系,研究有重大的貢獻。

  抗戰勝利後一年,我們舉家由西安返回上海,再由上海前往台灣的初期,是我們生活上最困難的一段時期,也是我們兄弟教育和成長的重要階段。我們的高中、大學以及進入社會開創事業都在這段時期。

還記得那寄人籬下的日子

  父親回到上海,從一個修道的人,而轉為一個入世的宗教家。他曾企圖組織宗教大同盟,以從事政治協調的活動,但他所做的事沒有收入,我們全家寄居在四叔公李樸臣老先生所開的大上海飯店六樓,可謂寄人籬下,一切仰賴四叔公。

  大哥子弋一面在大夏大學讀書,一面在新夜報擔任採訪工作。我們三兄弟則在復旦實驗中學讀書,中午到附近四叔及六叔潮年家去吃飯。我們剛從陝西返滬,衣著顯得很土氣,我們沒有太多娛樂的錢。記得週末看電影,一定要去戲院排隊購限價票,如果買不到,便看不成電影。母親在經濟上受拮据以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每天吃飯要看侍侯飯局佣人們的白眼。

雖遇窘迫難堪仍不改其志

  經朋友的介紹,父親到台灣台北接管了福台企業公司,卻沒想到那是個破爛的攤子,負債累累,有補都補不完的漏洞。父親的許多朋友以及我在台大的幾個好同學,均受到拖累,結果公司祗有宣佈破產,朋友們的血本,沒有拿回去幾個,想來真是對不起朋友。父親當時受朋友逼債所受的窘迫與難堪,是他一生絕無僅有的,他雖然也是受了朋友的拖累,代人受過,他卻一再表示,這個破爛的攤子,畢竟還是我們來到台灣的跳板。

民國四十年九月廿一日,父親運用了他的各種關係,獲得政府主管之首肯,准予自立晚報復刊。原承辦人婁子匡、鄭郢琨先生同意改組,將報紙轉讓給父親,自任發行人兼社長。婁、鄭兩位主持下的自立晚報,因選稿不慎,而奉令停刊,而且批令「永不准復刊」,這是台灣報業第一次被勒令停刊,那是民國卅九年的秋季。經過將近一年,一切無疑要從頭做起,父親除承擔原有報社債務外,轉讓幾乎是無條件的。

不計困難接辦了自立晚報

  實則父親並沒有財力,僅有的五千元台幣開辦費,還是向朋友們籌備的,他真是一位有勇氣、有魄力的人,說做就做,我是自立晚報原有的記者,大哥大嫂已是台北新聞界的從業人員,我們自然加入編輯陣容,母親也於復刊之始便進入報社工作,達弟繼弟也陸續跟進,因此,自立晚報有「李家班」之稱。但是,自立晚報能站得起來,也全靠陸續為報社效力的許多年青的朋友們。

  自立晚報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下,經濟上的困難是不言而喻的,加以當年一般人還沒有讀晚報的習慣,發展得非常緩慢,報社員工常常拿不到薪水,甚至有時連印報的紙張都沒有著落,儘管如此,大家工作的情緒依然非常振奮。

  報社早期的編輯部和印刷工廠,是在台北雅江街的一所簡陋廠房裡,每當下雨天,編輯部要打起傘來寫稿和編稿。大家能這麼苦幹,是因為這張報紙所代表的獨立立場,這張報紙是敢講話的。

一年之內被勒令停刊兩次

  自立晚報命運多舛,在父親主持下,先後不到一年以內,便被政府勒令停刊兩次。第一次因報導的新聞不為當局所喜,而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間,以「整修內部」為名,自動停刊七天,以示「自懲」。

  同年十月十八日,以處理新聞花絮失誤,受停刊處分三個月。這次停刊,是在父親堅持之下,而要求政府以正式公文行事,他指出報紙既經合法登記,必須依法處分,不能僅憑政府機關一通電話而自行休刊。當時省主席俞鴻鈞認為要求合理,乃令省新聞處出具公文,停刊三個月。

為台灣報業背負了十字架

  根據政府公文,自立晚報於停刊三個月後,繼續於四十三年元月十九日復刊,報社經此打擊,元氣大喪,一切必須從頭做起。自立晚報損失雖大,但父親向政府的抗爭,至少使政府與新聞報業間的關係,納入較為合法的程序。自立晚報實為台灣報業背負了十字架,從那次停刊以來,台灣沒有第二家報紙,再被下令停刊,僅此一端,自立晚報對爭取新聞自由,算是付出了寶貴的代價。

因經濟能力的限制,自立晚報的印刷條件甚差,出報時間又不正常,與人競爭當然困難,銷路推展倍感吃力。但是,自立晚報在言論上始終受到讀者與政府的重視。

  父親在財力極度困難的情況之下,一定要維持社論執筆人的最低酬勞。主筆人經常要舉行會談,每次均由父親主持,所有的社論他自己一定得過目,以示慎重。自立晚報的言論從不空談,所談中有理性,而且一貫是作建設性的批評。

直陳時弊,盡到言論責任

  父親自己並於四十三年五月廿日起,自撰專欄,命名為「天聲人語」,針對國策時弊,敢言直陳,主持公道,講求正義,極具擔當,頗有膽識,開創了一個新的風格。

  自立晚報對司法的改進,有過整體性的評論。並曾對國是問題,作專題性的評論,都有專輯出版,對言論真是盡到了責任。

  在父親主持下的自立晚報,言論上從開始已有它的獨立性,但是真正在報頭上標明「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字樣,則始於四十七年五月二日。父親在那一天的首頁,刊登了一個啟事,聲明他自己脫離國民黨黨籍,並宣布自立晚報從此是一張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報紙。這是中國新聞史上獨一無二的作法。

王惕吾先生的證詞與感言

  父親對台灣民營報業的整體,也有重要的貢獻。他自接辦自立晚報以來,不僅為自身生存發展用盡心血,也為民營報業前途,盡了最大的努力。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及中國時報(前身是徵信新聞)發行人余紀忠先生,對父親的貢獻,有詳細的敘述。

  聯合報王惕吾先生在祝父親七十大壽壽文中,以「奮鬥的夥伴」為題,指出民營報業,在政府播遷台灣的初期,工商業很不景氣,商業廣告極少,客觀環境不足以培育報業發展的情況下,一直非常艱難,虧累不堪。在父親領導設計與奔走力爭之下,民營報業得以取得定期的政府和公營機構的公告廣告收益,奠定大家經濟上生存的基礎並進一步爭取銀行貸款,能使各民營報業更新設備,以求發展,而能有今日蓬勃現象。惕吾先生稱父親「為人熱心,不辭勞怨,劃策設謀,尤具公誠,每次洽商,均以同業共同利益為先,民營報有此生力軍,大家意見得趨一致,合作辦法也訂了出來,並成立民營報業聯誼會。」他說,父親在推動民營報業團結奮鬥的經過,其艱苦情況,非歷其境,難以想像,真有「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之感。惕老在文中指出,當時為交涉公告及貸款,有幾個月,天天開會,時時奔波。開會多由父親及惕老輪流主持,而交涉事項,則照例是由父親獨任其勞。

余紀忠先生推祟父親人格

  余紀忠先生在「壽玉老七十」一文中說,他每憶父親在當時剖析事理,當仁不讓的言論風貌,歷歷如在眼前。認民營報業同仁得能相處以道義,廿年來保持基本上的互助合作,實由當年父親主持的民營報聯奠定的基礎。

  紀忠先生在該文中,對父親的人格有下面的敘述:「玉階兄為人治事有所爭,亦有所讓。其所必爭者為公義,所常讓者為私利。此固卅年代知識份子延以自誇之處,而於玉階兄最偽顯著。至於決嫌疑而定是非,尊道義而解糾紛,玉階兄一生所好者,比比皆是,非可罄述。」

  紀忠先生並稱:「玉階兄最令人佩服者乃其愛國家、愛自由,屢仆屢起的精神,乃至所營自立晚報基礎大定,反又讓予有更多財力的人士接辦,藉謀報紙進一步發展,而其自身則從容退出,略無戀踐,此種功成身退的心懷,實可比擬清風明月,令人常留長思。」

獻小我成大我,於願足矣

  父親孤傲的風格,和他堅持獨立言論政策,不受約束,自不能久為當政者所容,乃有急流勇退之舉,於五十四年十一月退出自立晚報。今天民營報業一致欣欣向榮,父親雖然沒有享受到發跡的成果,也無任何遺憾,他能對報業有所貢獻,不僅是一種驕傲,也是一種安慰。

  下面我要來談談我的母親:

母親變賣首飾助父親辦道

  從小因為我性情內向,跟母親就非常的接近,母親做什麼,我都跟著在一旁觀察,尤其是在華山大上方的那段時期,看母親做菜,看她為我們四兄弟做鞋子,為我們千瘡百孔的破褲子、衣袖、和襪子打補丁。陪母親到玉皇洞理神像後面所放的幾隻樟木箱裡去取換衣物,放樟腦丸的情況,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母親在山洞裡整理東西,總要從各個箱子的角落夾袋裡,取出她僅有的一些「寶物」手飾和一些嶄新的鈔票。她一面給我看,一面輕聲地對我說,這是她僅有的一些「私房」了。她一面看著那些飾物,臉上露出了滿足的微笑。

  母親為了支援父親在西北辦道和做慈善事業,已經陸陸續續地變賣了她所收藏的手飾珠寶,這是一般婦女所最引為珍貴的東西。

追懷當年全家入陝西種種

  當年在華山的時候,母親才不過三十出頭些,正是她青春盛年,她卻跟著父親在山上修道,過著平淡而又清苦的日子。事實上,自我有記憶以來,母親多半是過著艱苦犧牲的日子,她像所有老一代的婦女一樣,任勞忍怨,一切以自己丈夫的意願為意願,逆來順受。

  父親在抗戰以前,奉蕭師尊昌明的命,棄官由上海前往陝西辦道,他作了決定,一個人便先去西安。留下母親要準備行裝,帶著我們四兄弟前往投奔。當時我兄弟的年齡各為七歲、五歲、三歲、和一歲。

  母親坐著黃包車到處辭行,有一天在上海法租界,被一醉酒駕駛的法國人撞翻,汽車從母親身上輾過,可是母親卻是神奇地毫髮未傷。

  她終於帶著我們成行,坐火車轉來轉去,大概有三天三夜,前往僻遠落後的西安,而且人地生疏,一無所知。設身處地的想想,我真要敬佩母親的勇氣。

 西北新生活的適應,需要極大的耐力,我們小孩子,除了害怕牆上爬的「壁虎」,和恐懼被蠍子咬以外,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我們反正有母親的保護和依靠,但我可以想像,當年母親在生活程度上的大轉變,實在是可觀的。

一位至誠信 上帝的女性

  由西安而上華山,對母親精神上的負擔更為加劇。華山北峰和大上方這兩個我們住過的地方,都非常險峻,路途艱難,而我兄弟的年紀又小,又都那麼活躍,帶我們真是提心吊膽。我就在北峰後山山坡上飛奔而滑落山岩,幸受神靈保護,平安無恙,有驚無險,而且毛髮無傷,母親卻在聽到我墜入山谷時,兩腿發軟地坐在後山,不知所措了。

  我深深感到母親是不同凡響的,她在基本上是一位對宗教有至高信仰的女性,她知道無形中自有安排,自有保祐,如果她沒有這點憑藉,我也想不出還有甚麼其他的憑藉。

  母親也是一位樂天知命的人,不論在什麼惡劣的環境裡,她都能安於現實,並在現實環境裡找尋樂趣。正因我們兄弟年齡還小,母親大部份時間精神,都投注在我們身上。

  單單是「伺候」我們大小五口,母親一天到晚已有做不完的事。早上洗衣服的時候,山上沒有肥皂,母親總是由老道士處學得使用一種樹上長的乾「皂莢」,長約八、九吋,把它打碎,合在濕的衣服裡一起搓,會搓出泡沫來。

  母親都是在泉水池子邊上洗衣,把衣服放在光滑的石塊上,用木板捶捶打打,並用力地搓洗。下午她總是坐在屋子裡,或是樹蔭下為我們「打補丁」,並不斷地用針線一針一針的縫鞋底,縫得密密麻麻地。我那時候只有十一、二歲,已能熟讀論語、大學、和中庸。有一天,母親在看父親寫信給西北將領的信,她忽然對我說,要學寫信,最好是讀大人寫的信,她要我讀大人來往的信。她那句有意還是無意的話,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一有機會,便去父親桌上讀信,學到很多寫信的稱謂和格式。

至今難忘親切含笑的慈顏

  雙親有事要去西安,總是帶著大哥和四弟,我跟達弟留在山上的機會比較多,雖然山上還有很多大人招呼我們,母親總要囑附我,要我照顯三弟,我也總是點頭稱是。每當太陽下山,開始入夜時分,三弟便嗚嗚地哭了起來,我自己雖然也想母親,卻要堅強起來,安慰達弟。

  我和達弟被送到山下雲台中學唸書,後來又被轉到蔡家坡扶輪中學就讀,母親不捨得兩個孩子,為我們整理行裝,給我們做好吃的,安慰我們。達弟在行前,總要找些理由拖著不走,有時裝著不舒服,能多捱一天,甚至多捱一班火車的時間,也是好的。最後總要依偎在母親的身邊,淚眼汪汪,我們是那麼需要母親,母親對我們是那麼親切,她那含笑紅潤的慈顏,給我們多麼深刻的印象。

  西北天寒地凍,我們身上的毛衣毛褲,都是母親一針一針打起來的,她常常為了趕織毛衣褲而不眠不休,要在我們上學以前趕好,我們穿在身上,實在感到溫暖。

  母親總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們和她無所不談,即使我們都已長大成人,我們還是談得起來,有時我們也聽她吐吐苦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瞭解母親的心情和思緒。

母親領導改組報社經理部

  在抗戰勝利返同上海的那兩叁年期間,母親精神上最為痛苦,因為我們寄住在四叔公的飯店裡,實在有點抬不起頭來,她那段期間,顯得最為沉默。

  到台灣來也沒過什麼好的日子,但至少是過自己的日子。接著福台公司的事,又是一場惡夢。

  進入自立晚報的階段,連四弟都已快是大學生,不太要母親操心,她乃能有充裕的時間,到報社來幫忙。母親能力極強,頭腦細密,她到報社不久,便能進入情況。

  她認為報社的基本問題,在於管理不善,完全是一本爛帳,特別是廣告和發行,可說毫無制度,毫無頭緒,於是經理部開始改組。

  我一直在採訪部工作,自從台大結業,預訓班結訓以後,發現報社的業務依然一蹶不振,於是在母親鼓勵下,加入經理行列。每天中午發完稿件,便投入發行生產部門的緊張煩忙的作業,幸得顧懷祖兄的共同策劃推動,發掘問題所在,建立新的制度,規章與人事,並切實貫徹,同時與大哥主持下的編輯部之通力合作,自立晚報得以蒸蒸日上,由虧而轉盈。

為人受過,還清票據債務

  母親對經理部的整頓與稽核,有重大貢獻。她那時已是典型的職業婦女,跟父親早出晚歸,但她仍是一家之主婦,家務也要靠她料理推動,常在大家都已入睡,還在摸東弄西的,而隔天一大早,卻又起來洗衣服了。她有一個原則,不論是否有人幫忙,父親的衣物,一定要親自動手整洗。母親難得的安慰,是在一天忙完以後,躺在沙發上或是床上,要我們兄弟們為她搥腰搥背搥腳腿,一面搥,一面聽她閒話家常。她每次總要說:「這是前世修來的好日子!」

  她最大的苦惱,是對報社經濟上的調度。自立晚報每天銀行的頭寸,都要她去張羅,經常在最後關頭才能擺平,但也有「軋不平」的時候,那才真是整人呢!

  父親退出自立晚報的一段時期,母親過得非常「寫意」,但是,在父親與人合作或經營的事,均一一失敗之後,又開始債台高築,挖東補西,很多都是為人受過,代朋友開出期票,卻要為不負責任的朋友填空頭。母親怕父親的票據退票,常為父親「軋頭寸」,這是她一生最最苦惱的事。母親一生好強,不喜求人,但為了頭寸,不知求過多少人,也不知急白了多少頭髮,幸得達弟安排,清了債務及票據,把母親救出了苦海。

刻苦自持的典型賢妻良母

  母親經歷的艱苦實在太多,我很為她感到不平。她是典型的賢妻良母,總是犧牲自己,成全父親,做一個順從的婦女,自己卻是勤儉刻苦,從不為自己設想,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妻子、了不起的母親。

  常常忙著做好了飯,卻要讓我們先吃,等到她來吃,都已是杯盤狼藉,可是她也不在乎,有一些臭豆腐和鹹菜,她也吃兩碗飯。她總是「打掃」剩下來的東西,她絕不「暴殄天物」,她很少吃壞肚子,她認「打掃東西」是「惜福」的行為。

  母親有記帳的習慣,每天都要記,連一筆小的花費都要記,記在已經用過紙張反面所訂起來的本子上。她是這樣一個節省的人。

  母親喜歡修東補西的,什麼東西壞了,她都會修理,電燈也好,抽水馬桶也好,她生就一雙巧手,在我的印象中,她是無所不能的人。

雖遠離雙親,心仍在一起

  她的視力一直很好,始終沒有配過眼鏡,這麼大的年紀,穿針引線,一如當年在華山一般輕易,我都非戴起老花眼鏡不可。母親的身體也一直很好,這可能跟她勤勞的性格有關。她一天洗不停、做不停、收拾不停,說她是勞碌命吧,她也不在乎,依然忙個不停。但她這種勞動,卻對她的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母親很少像父親一般地正規靜坐,但她卻很懂得養身之道,她感到累了,便去床上躺一下,有時坐在沙發上或任何椅子上,也會打起瞌睡來。

  廿四年來,我遠離了雙親,住在美國,除了四次短暫的返台相聚,不知錯失了多少與雙親相聚的樂趣與安慰,每次跟二老分手的時候,我都有著一陣黯然神傷的感覺,我跟他們距離得那麼遠,可是在感覺上卻是跟他們靠得很近,很近。這是為什麼?我能把數十年前的情景記得那麼清楚,印象那麼深刻,這就是親情。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完成,是日適為顯華兒乘機返台參加暑假中文講習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