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重大瘟疫對社會之衝擊案例談本教面對SARS之態度
呂光證
壹、前言
根據流行病學與史學的綜合研究，人類歷史上許多造成驚人傷亡的疫病，在歷史演變的方向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誠然，決定歷史關鍵的原因並不能完全推給疫病，舉凡戰爭、武器發明、飢荒、天災、以及當時社會文化、經濟結構、領導人的意志等等，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然而談到短期內造成生命大量死亡，並能引發普遍性的恐懼、迷信，進而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非疫病莫屬。
筆者在短時間內參考了麥克尼爾（William Ｈ.ＭcＮeill）的著作《瘟疫與人》、奧德史東（Ｍichael Ｂ.Ａ.Ｏldstone）著作《打不完的病毒戰爭》，以及查閱聖經、百科全書、網站相關資料，挑選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來說明疫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希望能給今日遭逢ＳＡＲＳ震撼的人們提供一些背景思考，尤其本教身兼救劫使命，如何在此衝擊中鑑往知來，尤為重要。
筆者並非流行病學、史學專家，又是在短時間內完成本文，因此在資料引用、推論辯證上並不嚴謹，但在提出本教相關問題上筆者卻有信心，因為提出一個適當的問題比得到答案還重要，本教必須正視ＳＡＲＳ衝擊所衍生出來的信仰詮釋。
貳、案例之一：十四世紀歐洲鼠疫大流行
鼠疫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疫病，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一場鼠疫流行，使得科學家對這種疫病傳染的過程有了充分瞭解。
這場鼠疫是這樣開始的：一八八五年之前，中國雲南省以薩爾溫江上游為界，區隔了鼠疫感染區與非感染區，換言之，鼠疫是地方性疾病而已。後來清軍越過薩爾溫江去平息軍事叛變，把鼠疫帶回到中國各地，一八九四年鼠疫傳染到了廣州與香港，接著十年之內，全世界重要的海港都爆發鼠疫，印度孟買將近六百萬人死亡。幸好當時國際醫學界紛紛組織研究小組趕赴世界各地扼止疫情，到一九二一年全世界鼠疫受到控制，科學家也因此瞭解整個傳染途徑。
其中有二點值得一談：
第一、交通速度變快的影響。以往帆船時代，老鼠、跳蚤必須要能在船上熬過很長時間，才有可能傳染到下一港口，這種時間屏障被十九世紀蒸汽輪船給打破了。
第二、信仰習俗的影響。鼠疫在中國東北、雲南地區本是地區性疾病，當地人的某些信仰、習俗能有效防止鼠疫感染到人身上，只有外地人不尊重當地的信仰習俗，鼠疫才變成人的問題。進一步說，在現代醫學疾病預防方法還未發達前，人類的一些社會行為能制約疫病，形成一種平衡，但當現代醫療法成熟後，這種平衡打破了，人口大量成長變成二十世紀的顯著特徵。
麥克尼爾教授根據這個案例，反過來考察十四世紀橫掃歐洲的鼠疫，他認為十三世紀蒙古鐵蹄西征(註一)，一些染病的老鼠、跳蚤隨著軍隊快速移向歐洲，於十四世紀（1346～1350年）終於在歐洲爆發了第一波黑死病，估計當時全歐人口將近三分之一死亡。不只如此，這一波過後，鼠疫以不規則的間隔一再反覆爆發，比較可信的統計，如1575年、1630年威尼斯發生兩次鼠疫，約有三分之一人死亡，西班牙在1596年、1648年、1677年三次鼠疫造成一百五十萬人死亡…。
這樣驚人死亡率且反覆爆發的疫情，對當時歐洲歷史的走向難道沒有影響嗎？當然不！麥克尼爾教授總結以下幾點：
第一、 出現抒解恐懼的病態行為。日耳曼鄰近地區出現自劄苦修團體，主張為了平息上帝憤怒，彼此要鞭打鮮血淋漓，同時鼓吹鼠疫是猶太人造成的，攻擊猶太人社區，使得猶太民族東移，發展成現代的東歐猶太民族。
第二、 文化藝術轉變。由於嫻熟拉丁文的牧師、教師大量死亡，以本土語言發展文學之趨勢自然興起；美術風格轉向描繪人類情境的黑暗觀點，嚴厲的宗教場景、死亡之舞、與恐怖相關主題都登入藝術殿堂。
第三、 人口大量死亡摧毀了農奴制度，活絡了市場經濟。
第四、 基督教會權威開始瓦解。
筆者特別重視第四點。
基督教會權威為何會瓦解？瓦解後又形成什麼樣的衝擊？讓我們這樣來理解吧，在一個強調上帝萬能、教會擁有救贖權威的時代裡，突然有大量人口原本都好端端的，二十四小時後便慘然病故，而且不分平民、貴族，更不分神職人員、非神職人員，都一樣莫名的死亡，誰還對教會的解釋心存敬意呢？
中古經院哲學的理性神學已經無法消除人們的恐慌，因此各種神秘主義、強調屬靈的直接交流日漸竄升，各地都興起這種派別。同時教會僵化的儀式及管理方式越來越難使人忍受，教會的聖禮儀式與疫病死亡似乎無關，一直到一段時間後教會才發展出應付反覆流行的致命疫病的儀式，比如向聖塞巴斯蒂安祈禱，成為預防鼠疫的教會儀式。
根據歷史，在1346年之前，歐洲反對教會權力當然不是沒有，但在鼠疫大流行開始，這種反教權的想法越來越公開和普遍，1517年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門口，釘上九十五條款反對「贖罪卷」所引發的一連串宗教改革運動，間接解放了歐洲人心，進入文藝復興時代，促成四百年來近代文明。
談到文藝復興，必須注意到義大利。在十四世紀引發的鼠疫大流行中，義大利當局恰與教會掙扎在僵化與變革的困境下相反，它對鼠疫的反應是快速而直接，它重視的不是救贖的問題，而是如何規劃喪葬、護衛糧食運送、設立檢疫所、雇用醫師，以及規範鼠疫流行期間大眾及私人行為規範，同時發展市場經濟，強調區域整合，開創那個時代歐洲城邦的黃金歲月。正是這種著重世俗生活與世俗思考的方式，激發無比活力，才促使歐洲由中古封閉的價值觀轉換到文藝復興的價值觀。
同樣的鼠疫衝擊，伊斯蘭教又如何回應？一則來自伊斯蘭先知的告誡命令，大致翻譯如下：
當你得知某地發生流行病時，千萬不要前往該地；但是，假使疫病爆發於你所在的地區，千萬不要離開。
凡死於流行病的人，都是殉道者。
阿拉想讓誰得病，誰就會得病，這是一項懲罰。但是，為顧及信徒，祂也會稍稍施予慈悲。
第一段具有現代檢疫的精神，但第三段強調了阿拉的權威性，這反應了一種典型的信仰詮釋，那就是「不應以人力來規避阿拉的旨意」。曾有一則紀錄：「一名駐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國大使要求更換居所，因為鼠疫已經在他被指定的住宅處流行開來，結果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回答說：『鼠疫難道不是也在我的皇宮內，但我卻沒有想到要搬離？』」伊斯蘭教徒對信仰的解釋，並不會比當時的基督教會來得僵化，但伊斯蘭沒有發生類似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應是伊斯蘭文明落後基督教文明的開始。
參、 案例之二：十六世紀美洲阿茲特克帝國滅亡記
西元1500年十六世紀初美洲印地安人口，根據估計約有一億左右，其中約三千萬人住在今日之墨西哥，三千多萬人住在安地斯山脈，其餘散佈在中美洲地區。然而從西班牙遠征軍科爾特斯率部侵略阿茲特克帝國（位在今日墨西哥由印地安部落建立之帝國）開始，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其人口銳減至三百萬，幾乎十分之九人口死亡，再過五十年人口更衰退到一百六十萬的低點，換句話說，一百多年下來阿茲特克人死亡數將近二千八百四十萬人。這麼驚人的種族滅亡，真是科爾特斯率領不到六百人遠征軍用原始槍砲殺戮造成的嗎？
當然不可能，根據史料顯示，科爾特斯先去說服受阿茲特克帝國壓迫的一些印度安部落，這些部落有一個傳言，將有位神（叫魁札爾科特爾）將從東方乘風而來，消滅阿茲特克帝國。科爾特斯巧妙地讓自己成為這位神祇，以取得支持。當科爾特斯率軍隊在阿茲特克帝國的首都大敗，損失三分之一兵力時，天花突然降臨阿茲特克首都，包括皇帝、百姓、軍隊大批死亡，街道上堆滿屍體無法處理，阿茲特克人陷入極度恐慌之中，就這樣，科爾特斯得以重整軍備，調過頭來一舉摧毀阿茲特克帝國。
如果純以兩方的人數比較，就算天花導致阿茲特克人死亡再多，西班牙軍隊也不過是五百多人而已。真正導致阿茲特克帝國滅亡的是「恐慌」，對於天花所引起的「宗教性恐慌」，使得阿茲特克人完全失去鬥志，毀滅信心。「宗教性恐慌」來自兩點：
第一、西班牙人與阿茲特克人都相信，疫病是一種特別可怕而且很清楚明瞭的「天神懲罰」。當人會大批大批莫名其妙的死去，必然背後有個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導，藉此表示出祂的憤怒。
第二、在這場恐怖的瘟疫當中，阿茲特克人大量死亡，但是西班牙人卻幾乎完全免疫。雖然以現代醫學來看，很清楚是因為西班牙人在歐洲大陸上已經接觸過這種病毒，存活下來而有免疫力，但對阿茲特克人來講，他們只看到西班牙神的權威比阿茲特克神要崇高，連阿茲特克神都臣服於西班牙神，西班牙人的到來是得到天神的護佑與恩准！
因此，阿茲特克人還有什麼值得堅持？需要反抗的？數百萬倖存者敬畏且惶恐地放棄自己的信仰、文化，溫馴地接受西班牙的一切，成為西班牙化、基督教化的國家，一個三千萬人口的龐大帝國就這在短短百年左右臣服於一個六百人不到的遠征軍。
其實這種「宗教性的恐慌」並非阿茲特克人獨有，各大宗教中都有它的存在，僅以舊約聖經為例，出埃及記第九章就記載了摩西要求法老王釋放以色列人所顯示的十一種神蹟，其中第六種即是瘟疫。原文如下：
耶和華的手加在你田間的牲畜上，就是在馬、驢、駱駝、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華要分別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屬以色列人的，一樣都不死。
耶和華吩咐摩西、亞倫說，你們取幾捧爐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揚起來。這灰要在埃及全地變作塵土，在人身上、在牲畜身上，起了成泡的瘡。
法老王面對的也就是這種「宗教性的恐慌」，直到最後耶和華擊殺了埃及人所有的長子，及頭生的牲畜，法老王終於承認耶和華是最厲害的，讓摩西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有意思的是，在基督教從猶太教脫離出來的過程中，基督徒對「宗教性的恐慌」卻發展出新的詮釋，這在西元二至六世紀流行於羅馬帝國的疫病中（可能是天花與麻疹）顯露出它的效果。
麥克尼爾教授認為，基督教當時作為一個備受壓迫的新興教派，卻一躍為羅馬帝國國教，疫病流行是其致勝關鍵之一。當時的基督教有兩點迥異於其他教派：
第一、基督教徒照顧病患。當其他宗教徒拋棄病患，避之唯恐不及時，基督徒對病患最基本的看護，那怕只是提供食物與水，都大大增加病患的存活率，心存感激的事例多了，也就更強化基督教會的力量。
第二、基督教義使生命有了意義，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後。在疫病肆虐的艱苦時代，人人都可能隨時死亡，因此一個「信我得永生」的天堂樂園，提供了多少劫餘者勇氣，給予多少瀕臨死亡者希望，也給了其家屬莫大的安慰。
西元251年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曾說：
「我們當中許多人死於這場災難，也就是說，我們當中許多人得到了解脫，不再被世俗綑綁。這場死難對猶太人、異教徒以及基督仇敵而言，是災禍；但是對上帝的僕人而言，卻是一場有益處的別離。至於正義者和不義者全都一塊死去，並不是要讓你們認為這只是針對罪惡及良善的一場普通的毀滅。正義者受召蒙福，不義者死後受折磨；有信心的人更快蒙受保護，缺乏信心的人受懲罰…這場看似恐怖、致命的瘟疫惡疾，在搜尋正義者並測驗人類心思方面，是多麼的適當，多麼的必要…。」
在當時不論老少、貧富、善惡、基督非基督者，都有可能突然死亡的情形下，西普里安的詮釋，以較寬廣的層面靈活闡述信者、正義者的死亡，甚至引導出瘟疫的正面形象，抒解恐慌與驚懼的人心，的確比當時其他學派、異教教義來得有用。
更有意思的是，基督徒以這種有別於舊約的信仰，開創了基督世界的教會力量，但一千三百多年後，鼠疫再次衝擊歐洲的基督世界，西普里安的詮釋卻不管用了，直到馬丁路德宣稱人不必透過教會得解救，基督信仰再度被賦予了新生命，終於促使歐洲近代文明蓬勃發展。
肆、ＳＡＲＳ與前兩案例之比較
比較ＳＡＲＳ與前兩案例之異同。
相同處：雖然鼠疫與天花屬於古典疫病，ＳＡＲＳ屬於新興疫病，但就像近代其他新興疫病如伊波拉病毒、愛滋病毒一樣，本質上都是透過微寄生物（包括細菌、病毒）經由族群之間的交通連繫而擴大感染，並無特殊神秘性可言；反過來講，就引發的恐慌、疑懼甚至是神秘信仰而論，光阿茲特克一例，足證古典疫病不見得比ＳＡＲＳ來得輕微。換言之，ＳＡＲＳ不宜被視之為人類歷史上的特殊疫病，較適當講，它只是歷史常態性下的產物而已。
相異處：與前兩案例比較，ＳＡＲＳ最顯著不同的，是它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村、擁有基因技術的科學時代。因為世界村型態，全球通訊、旅遊、經濟、文化透過交通網，快速無比緊密相連，因此ＳＡＲＳ的感染率、死亡率雖然遠低於前兩案例（尤其整體人口傷亡率更是無法比較），但是經由全球網路的緊密互動，ＳＡＲＳ導致的「恐慌率」卻是奇高，連帶嚴重影響到兩岸經濟發展。這種「生命傷亡不大，人心財產損失巨大」的現象，就好比九一一事件一樣，都是春劫起運後的特徵，與以往不同。
筆者的結論是，ＳＡＲＳ作為一種病毒，除了其變種繁複外，比起其他古典病毒、細菌，及新興病毒，並無特殊之處，其引發之疫病的感染率、死亡率，乃至人口傷亡數，也無特殊之處。唯一特殊的，是發生的時代背景之特殊，這背景是在全球網路緊密互動的世界村型態下，中國大陸的特殊政經結構，加上台灣特殊的政經結構，引發出超乎大陸、台灣想像的衝擊，尤其是對人心、經濟甚至政治方面。
伍、本教面對ＳＡＲＳ之態度
筆者分「防治實務」與「信仰詮釋」二方面討論。
一、「防治實務」
這方面其實沒太多討論空間，因為本教教徒也都是國家公民，自應遵照國家法令，依據醫學防治方法行之。該就醫的就醫，該隔離的隔離，該戴口罩就戴口罩，該消毒就消毒。由於疫苗尚未發明，目前醫學上也只是鼓勵多運動、多洗手、多營養均衡等三多運動，均無太大爭議。這是首席強調的第一道防線。
至於本教修持性的「防治實務」，如五門功課、培養正氣等，本來就與醫學無抵觸，也是本教傳統做法，亦無困擾。唯一新增的「防治實務」是紅心雷擊散，但目前以香包方式配載，並不服用，亦無藥物管制的疑慮。這是首席強調的第二道防線。
唯一較有「爭議」，或者說較須要思考的是誦誥場地與施作炁功。本教加強誦誥就必須鼓勵同奮來教院，教院等於是公共場所，正是疫病流行時盡量少去之處。試想下列幾種情形：
1、某位同奮被通報疑似病例，教院是否要封院消毒，被通報為可能病例，教院是否要暫停運作，整體隔離？
2、雖大量鼓勵同奮前來教院奮鬥，但對於身體有病，尤其是感冒症狀的，是否婉勸拒之，以免其他同奮不安，或同奮家屬不安？
3、從事醫護工作之同奮屬於高危險群，前來教院奮鬥是否會引起某些人擔心？
4、若有教職以「教院是奮鬥之地，絕不會在教院發生問題」來鼓勵同奮誦誥，適當否？
5、有無考慮可以請示天上，鼓勵在家持誦某些特定經典迴向疫情，抒解大量來教院與增高感染疑慮的矛盾？
至於到底能否對ＳＡＲＳ病患施作炁功？各有看法不同，筆者以為：
1、這是假設性問題，因為施作炁功本就不能違反政府法令，目前ＳＡＲＳ病患必須嚴格隔離，同奮如何近身施作炁功？若冀以顯化方式藉ＳＡＲＳ而宣傳，則離現實環境太遠，實屬不宜。
2、除非治療ＳＡＲＳ的醫護人員本身為同奮，在仍須穿戴全副防護裝之下進行救治，此時可否施行炁功，應視同奮自我量力而為及醫院環境而定（正值敏感之際，醫院可能會排斥），這是少數個案，本教無須著意禁止或鼓勵。
3、若是居家隔離者，不見得為ＳＡＲＳ病患，同奮基於血親之情，想做炁功以盡心力，亦為人情之常，無須禁止或鼓勵。
4、炁功不是只有近身施金針、金光而已，不妨先以黃表、靈丹妙藥、甘露水行之，即無接觸疑慮。
5、炁功是以「正氣」診心治病，正氣為何？如何培養？正氣是和子、電子達到熱準之氣，非僅為品德良好而已，亦涉及命功。所以師尊向來說，培養正氣就是勤做五門功課，但是談到施作炁功，還會加一句「生活作息正常」，此句相當重要。
二、「信仰詮釋」
其實以誦誥場地與施作炁功兩個問題都與本教對ＳＡＲＳ的「信仰詮釋」有關，究竟本教如何看待ＳＡＲＳ以及未來還可能發生的病毒？筆者認為要分兩個層次來處理。
第一層次：人道詮釋。
不論如何，任何一個宗教徒基本上都是「人」，因此對ＳＡＲＳ的態度不能「違反」現代人之基本原則，包括1、ＳＡＲＳ來源的科學解釋；2、ＳＡＲＳ的防治與醫療；3、遵守ＳＡＲＳ的隔離檢疫措施，包括公共場合之公德心；4、對ＳＡＲＳ受難者的同情、對醫護人員犧牲者的尊敬。
以上四點也是相應首席強調的第一道防線，只是再擴大到一般行為規範及認知而已。在這基礎上，誦誥救劫無須涉及其他，無須強調救劫、行劫之理論，主要在強調「慈悲盡心」，在一跪拜一叩首中，為人們遭遇的苦難、恐懼盡一份心力，這當下的心即有莫大意義，誦誥也因之回歸到其真實內涵。人道詮釋是本教面對ＳＡＲＳ的第一道詮釋，是面對ＳＡＲＳ的基本態度，也是面對社會大眾、初皈同奮最直接的教化立場。
第二層次：融入天道詮釋。
資深同奮或有志者在深入天帝教內涵後，自然會有將日常生活與天帝教化一以貫之的需求，這是人在面對宗教內化與外界衝擊的自然反應。否則僅有人道詮釋，不須有宗教矣。現今教內在這方面常見的盲點，舉其極端者有：
1、 信仰堅定，有意無意忽略人道詮釋，甚至扭曲、排斥之。
2、 現實為主，科學有用時相信科學，信仰有用時採取信仰，對本教一些做法基本持懷疑態度，或是持求保佑之功利態度。
筆者認為只要回歸到教義第三神論的詮釋，便足以化除盲點，適合時代思潮，人天兩道通貫。首先先做幾點背景介紹：
1、教內有關疫病的記載
l 金闕雷霆威武院底下有個正氣天罡總部，設有瘟部。
l 金闕應元瘟部尚書張寶誥：「開元主瘟蝗之劫，延康執賞罰之司」
l 《天堂新認識》第二十九篇談外星浩劫：「第五次浩劫終於來臨，此次上帝收回道盤，以免真道淪為烏有，故於浩劫之前降下瘟疫，收回倒裝之仙官仙吏，回天繳旨。」
l 本師聖訓節錄：「一、春劫劫運菑毒人間，首當其衝者為台海兩岸三地，淬厲人心之智愚與人情之冷暖，挑戰人性之自矜、自伐、自利心思，苟能喚醒全民之公德心與群體福禍與共之密切依存關係，頓生福慧。對天帝教同奮而言，更是救劫使命展現愛心、智慧之考驗。…三、指定人間各教院、教堂於癸未年四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之月行超薦法會中，增加虔誦《天人日誦廿字真經》乙本，專案迴向給抗疫殉職之醫護人員，共襄陰安陽泰之責。」（註二）
l 本師聖訓節錄：「一、人間民心士氣之猛然自醒，深具扭轉劫運之力量。二、一分精神念力，即增一分救劫正氣，持續春劫救劫之祈誦奮鬥，不可稍懈。 三、生活規律，奉行儉約，革除嗜欲，每日至少一坐以上，鍛煉精氣神，增強免疫熱準，對抗病毒侵犯。 四、善盡社會責任，遵守人間律法，凝聚全民防疫觀念。 五、節氣變化亦為關鍵，人心能悔過自新，相應天時地利，足以扭轉逆勢。 六、人類科技發展至今，仍不免受制於變種病毒之侵害，惟有從內而省，恭謙維護自然生態，建立正信宗教信仰，可得共生共榮之境。」（註三）
2、第三神論基本意義
l 第一神論、第二神論都認為「神權萬能」，以神為本。神無須透過自然法則，可以任憑意志創造一切，是謂第一神論。神無須遵守因果法則，可以任憑喜怒賞罰一切，是謂第二神論。
l 第三神論是一種「人本的神權觀」，以人為本，神是人與天理之間的媒介。因此人有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與能力。
3、心物一元二用基本意義
l 各種生命都需要有和子與電子結合方能展現生機，換言之，都有無形層面與有形機構。即使是微小如細菌、病毒也不例外。唯其電子體結構異常簡單，所引入之無形非完整之和子，而為餘結成的「和子餘習」。
4、行劫、救劫原理
圖一
根據上述背景說明，筆者分別討論底下幾個「信仰詮釋」：
(1)ＳＡＲＳ怎樣來？
「瘟部尚書領命創造ＳＡＲＳ病毒，並散發之，藉以懲罰人類。」這條陳述易淪為第一神論、第二神論之觀點，與歐洲鼠疫、美洲天花之案例一樣，徒然製造恐慌，導致迷信，變成盲從，不合時代。第三神論的詮釋應為：「人類累積的暴戾兇殺之氣，經瘟部或相關司職神媒媒介之下，配合世間既有的電子體基礎，形成具感染性的病毒。」
根據流行病學瞭解，一種新病毒產生，有五種可能，1、透過RNA再混合、重組或突變，增強毒性對人體有害；2、人類的行為模式、習慣改變，或免疫力降低，導致病毒的威脅性增強；3、增加與帶原者接觸機會，如進入雨林地帶、兩長久隔離族群接觸等；4、科學分辨技術越益精細；5、不明原因。
第三神論的細部詮釋不需、也不宜全部符合流行病學解釋，但不應矛盾，要定位在「補充詮釋」的立場，這並非權宜之計，實乃符合「以人為本，神為媒介」的精神。
(2)ＳＡＲＳ是行劫方案嗎？還是救劫方案？
兩案都是為了挽救三期末劫，故兩案非兩案，實為一案。行劫救劫只是不同角度的做法，並不是兩個不相關事件。ＳＡＲＳ當然是行劫方案，但行劫中亦有救劫，神媒做為人類自造的陰霾暴戾之氣與人類本身之媒介，旨在澄清氣運、啟人心警惕。案中有案，只要人間正氣越足，ＳＡＲＳ的正面效益會越來越顯著，反之人間邪氣瀰漫，ＳＡＲＳ就越往負面效益發展。
在圖一中，主要是表達救劫與行劫是三期方案一種「整體平衡」的對治法，目的都在「澄清氣運與教化人心」，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因此一個ＳＡＲＳ案雖以行劫起始，也有救劫契機在內，誦誥的正氣力量，可以將ＳＡＲＳ案轉化朝有利的方向發展。「東執戈擾亂社稷為吾，西帥將澄清宇宙亦我」指出，這種轉化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非常的快，教義說：「一經動念即有感應」、「人一念轉善，便魔去神來矣。」對應到劫案內部的細部轉變，亦然。
比如這次ＳＡＲＳ雖然造成台灣經濟衰退，但另一方面也倡導了一種「新生活運動」：比如少吹冷氣，重視空氣流通；生活作息正常，增加免疫力；良好的衛生習慣；重視公共衛生、公德心；少做無謂交際、不到色情場所；至於台灣能否藉機參與ＷＨＯ、兩岸關係的變化等都有待觀察。
(3)對於因ＳＡＲＳ傷亡者，究是救劫捐軀？行劫懲罰？
救劫、行劫之說是以本教應元天命來看，對於人間傷亡者，傳統有應劫、避劫、免劫之說，均與累世因果有關。師尊素不談累世因果，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及「肉體終必毀滅，唯精神可以常存」勉勵同奮，一方面及時奮鬥，一方面一切放下。以人道論，哀矜勿喜，悲憫為懷；以天道論，捐軀或受懲，自有天意。師尊黯淡歲月數十年，原因在於洩漏天機太早，以人道論問心無愧，以天道論該當天譴，但師尊安之若素，即是榜樣。
(4)師尊主宰春劫，統領救劫、行劫之責，同奮加強誦誥，是否給師尊帶來困擾？
救劫、行劫既是因應人類氣運而定，本非一成不變，誦誥救劫旨在以正氣力量澄清氣運，至少有以下作用：
●防行劫過度。寶誥玄靈高上帝序：「帝猶本好生之德，恐劫魔誤傷至善，是以詔令諸天應元仙聖重入紅塵。」劫魔何以會誤傷至善？筆者認為與反應元組織的破壞有關，反應元目的就是來擾亂圖一的應元劫案之平衡態，趁機興風作浪，使劫案超出原先行劫、救劫之預料，這與傳統講天機難測應有關係。昔日彗星撞木星失敗一案，第三次筆者與何樞機提出檢討案時，師尊在自然亭突然神情肅穆，立批「本案到此為止，不再追究」，待臉色稍緩，才嘆了口氣說：「這種事天上常有啊！」相信與反應元有關。近來有同奮問，何以午課會禱要誦唸行劫主宰、副主宰、清平皇君大總監寶誥？難道是要支持祂們行劫？當然不是。而是透過念力親和以人間正氣力量「防行劫過度、進而減緩行劫、轉化行劫」三階段目的，其中「防行劫過度」就是「防反應元之破壞」。
●減緩行劫速度、力量。積極一點的效果，是減少行劫損失，而仍達到原來目的。是以本師聖訓言：「一分精神念力，即增一分救劫正氣，持續春劫救劫之祈誦奮鬥，不可稍懈。」
●轉行劫為救劫。最理想的，透過誦誥力量，將人間發生此事的影響，從行劫方向轉為救劫方向，達到教化效果。本師聖訓佐證：「人間民心士氣之猛然自醒，深具扭轉劫運之力量。」
以前有個笑話，非洲人不穿鞋子，甲公司代表失望而回，說：「沒有市場，他們不穿鞋。」乙公司代表高興而回，說：「大有商機，他們還沒鞋穿。」人間有語：「危機就是轉機」，一件事情看似壞到極處，卻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好處，端視有否旋乾轉坤之能。筆者以為，誦誥就是上帝把旋乾轉坤的法權交給人類，加強誦誥不僅不會帶給師尊困擾，反而是加速完成春劫天命之關鍵，應無疑義。
（5）ＳＡＲＳ是春劫啟運後不同於以往的新劫案？
ＳＡＲＳ有否突顯出春劫起運的特徵？所謂「新的事物、新的方式、新的思考」？筆者認為有再詳論的需要。
a、ＳＡＲＳ稱之為「智慧性病毒」亦無不可，這名字頗傳神地描繪它易於侵入、複製、突變的特徵。不過要小心的是其他病毒一樣具有這些特性，就以突變來說，小兒麻痺病毒有三種突變，至於伊波拉、拉薩熱、漢他病毒更是與ＳＡＲＳ一樣，突變率很高。此所以筆者一再強調，ＳＡＲＳ就病毒結構、功能來說，並沒較其他早期病毒來得特殊，這些病毒同樣可稱是「智慧性病毒」，唯除了ＳＡＲＳ是今年新發現的外，其他幾種在三十年前早已肆虐人間。因此，「就病毒本身來說，ＳＡＲＳ可說是春劫起運後新出現的品種，但不能說ＳＡＲＳ的這些特性是春劫起運後新出現的，它是舊有的。」
b、「但就ＳＡＲＳ的影響來講，以相對這麼少的死亡數，卻引發這麼大的人心震撼與經濟損失，卻是春劫起運前所沒有的。」我稱此為「訊息震撼率」，我認為這才是「新的事物、新的方式」。筆者曾請教過相關方面的醫師：「如果ＳＡＲＳ發生在中古歐洲會如何？」他回答會造成跟鼠疫一樣的大災難，反過來講，如果這次ＳＡＲＳ發生在美國加州呢？對照美國ＣＤＣ對付依波拉、漢他病毒的歷史來看，現在兩岸ＳＡＲＳ的震撼應該還是與人謀不臧有關。結論很清楚了，ＳＡＲＳ之有這種「訊息震撼率」，是跟大陸、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關。同樣是新加坡華人社會，卻沒有像兩岸這樣。
c、師尊在民國八十年左右就一再講，台灣的問題就是「錢太多」、「不惜福」、「忘了上帝確保台灣的本意」，今日大陸經濟飛躍，但內陸與沿海貧富差距很大，一切朝錢看，犯了跟台灣一樣毛病。筆者認為「以最少的生命損失，打擊兩岸經濟發展，警惕人心要知足惜福。」的確具有行劫方案的特徵，期望轉化為兩岸共謀抗煞的契機…
d、美國終將在春劫新型的恐怖攻擊中衰退，春劫主角將由中國人扮演，但中國人憑什麼主導？憑一個經濟朝錢看政治緊箍咒的老大政體制？憑一個政治口角經濟衰退的無能政體？兩岸必須接受考驗，徹底反省，相互幫忙。由此以觀，ＳＡＲＳ如能往這些目的發展，確為行劫夾帶救劫的最低成本方案。
e、然目前看來，劫案並不順利，似有反應元之破壞、扭曲，對岸在台灣參與ＷＨＯ的表現上，仍如九二一大地震一樣令人反感？台灣疫情也有燎原之勢，原本不該殉職的醫護人員糊里糊塗殉職…，筆者認為仍只有一個辦法，加強誦誥、祈禱，以配合師尊運作。
(6)關於第三神論之特徵
所謂「論」是指對某事的看法，第一神論、第二神論並未隨時代而消散，現代許多宗教包括本教在內，對某些事情的詮釋仍屬於第一、第二神論，而在某些事物上也有第三神論的影子。
人間科學對瘟疫的看法亦然，從以往視之為「瘴氣傳染」，到後來發現「病毒複製」，到麥克尼爾教授提出的「微寄生、巨寄生的整體生態平衡觀」，可以視之為第一疫論、第二疫論與第三疫論。第一疫論的特徵就是其解釋簡單易懂，也方便宣導，第二疫論的特徵是複雜，牽涉到許多知識，第三疫論的特徵是容易讓人誤解，它在專門的知識基礎外，更要有一種全面的洞見。
筆者發現第三神論亦有同樣特徵，而且巧妙的與第三疫論有相通的觀點，這足以說明第三神論的時代性、未來發展性。
註釋
註一：近來ＳＡＲＳ案有被國際貼上「華人病」、「新黃禍」的可能，尤其在馬偕醫師遊日風波後，更形敏感。然麥克尼爾教授是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在學術界享有盛譽。這本《瘟疫與人》完成於三十年前，是將流行病學引進史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影響了三十年來流行病學史的相關發展。新任衛生署長陳建仁為流行病學專家，曾專文推薦本書。
一般研究古代流行病傳染的模式，主要是透過目前科學對細菌、病毒的知識，考察古代文獻記錄，或經考古發現，來推斷建立的。其精確度當然比不上物理科學之類的，但也是學術界承認的科學方法。
西元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那場鼠疫，是流行病學史上最戲劇性的勝利之一。因為它是在國際上深具專業敏感度的醫學小組監控下，找出鼠疫傳染的源頭、特性，建立鼠疫傳染模式，並進而控制住疫情的勝利。可以說人類由此瞭解了鼠疫，使得鼠疫在二十世紀變成可控制性的疫情，與現在的愛滋病毒、伊波拉病毒、ＳＡＲＳ病毒區隔開來。
作者以這樣背景考察十四世紀鼠疫流行的途徑，提出鼠疫何以會從地域性疾病演發成大規模流行病的疑問，對照後來科學對鼠疫的瞭解，唯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有一種快速而大量的交通機制，使得老鼠、跳蚤、人體在死亡之前得以傳遞出去，使得區域性障礙被打破，爆發廣泛性鼠疫。」考察十四世紀歐亞之間曾有的大量、快速交通，顯然只有蒙古西征後建立的汗國。
作者還檢視了當時中國、中亞等地相關疫情資料，綜合判斷後才有如上結論。其中包括一三四六年一隊正在圍攻克里米亞地區的貿易大城卡法的蒙古軍隊，最先被紀錄到爆發鼠疫，因此而撤退，但接著卡法也染了鼠疫，經由地中海船隻，進入歐洲。
作者以學術立場也坦承，雖然他的推論是有根據的，但是還要有更多的人去檢閱中國、中亞等地許多深奧典籍，小心仔細地查證。麥克尼爾的觀點被學術界視為「合理假設」，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遭到推翻。
歷史上有太多因對瘟疫的恐懼而遷怒到其他族群的例子了，猶太人也是其中一例。這種恐懼、迷信、暴力是人類無知的表現，即使現代文明這麼發達，不免還有類似情緒。但時代畢竟不同，有關疫病的科學瞭解、醫療體系的現代發展、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民智大開的公共輿論，都提供了許多避免這種悲劇的舞台。
中國威脅論者可能以此攻擊，但一個更通透的資訊網路會讓更多人省思，這筆歷史的帳有意義嗎？西班牙人及後來的歐陸移民不也把天花、麻疹帶到美洲，導致驚人慘劇？非洲人不也把愛滋帶到美國，透過美國的性氾濫，使得全球戰慄？
流行病學家深知除了生化武器之外，歷史上的疫病都不是有意的，甚至是自然的，根本無法扯上種族論。麥克尼爾及後來的學者，甚至都提出更深一層的洞見：「疫病是一種社會結構、人類、微寄生物三者之間的穩定平衡，每當一些歷史特定事件（比如戰爭、發明、拓荒、甚至現代醫療體系建立等等）打破平衡時，疫病就會大加流行，直到下一個平衡到來。」在這種深刻洞見下，疫病是誰傳染的，根本無道德審判的需要。
註二：(92)帝極(參)天字第一一七號聖訓，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本師傳示。
註三：(92)帝極(參)天字第一０八號聖訓，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傳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