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的科學‧宗教‧哲學

《瘟疫》中的科學‧宗教‧哲學

──從卡繆的文學洞見管窺天帝教「天人實學」三原色

／林大願

「小說常是真實的情節加上虛構的時地；而歷史常是真實的時地加上虛構的情節。」數年前初聞此論，筆者的心情與其說驚訝，不如說是驚喜。因為這樣一個邏輯思辯上的急轉彎，不但使筆者在個人治學上開始留意學術舞台中常扮演配角的文學經典，也使筆者在往後逐漸萌生的修道意識裡，洶湧灌注了探求真理或真相時所必需的廣泛體證概念，並依據綜合人生經驗所補捉各種資訊之蒐集、整理及評價等過程，一步一步釐清天與人之間的一條捷徑。

經典是與時並進的文學洞見

街談巷議在庶民文化中的價值，同等於朝代制度之於人類文明。在筆者後來的理解中，「以古鑑今」這一詞的「古」字嵌得極好，它可以囊括所有正史記載與小說故事等讀本，客觀地使每一種資料對現在局勢或未來歷史的發展有其應用上的地位。

　　往更大的境界闡釋，文學經典在世界文化中的價值，則同等於科學發現之於宇宙探索。身兼學者及譯作家的吳潛誠博士在其〈觀覽寰球文學的七彩光譜〉一文中引述十九世紀法國文學評論家聖‧佩甫（Sainte-Beuve, Charles Augustin, 1804~1869）對於經典作者的詮釋：

　　「真正的經典作者豐富了人類的心靈，擴充了心靈的寶藏，令心靈更往前邁進一步，發現了一些無可置疑的道德真理，或者在那似乎已經被徹底探測瞭解了的人心中再度掌握住某些永恆的熱情；他的思想、觀察、發現，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必然開闊寬廣、精緻、通達、明斷而優美；他訴諸屬於全世界的個人獨特風格，對所有的人類說話，那種風格不依賴新詞彙而自然清爽，歷久彌新，與時並進。」

　　在華人世界是否進入「後SARS時代」的風聲鶴唳之中，在筆者研讀完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於一九四七年的顛峰之作──《瘟疫》之後，便即刻加入了同意的行列──卡繆的文學洞見正與時代並進。

在探討之前，筆者建議想要和筆者一起探索此篇小說的讀者，最好先已具備以下三個傾向前提（或之一），倘若三者闕如，也希望此篇文章能帶給其他讀者一個管窺本教天人實學（按：筆者暫譯為The Theory of Human-Heaven Positivism）的機會──無論您用什麼樣的熱情來支持您自己的信仰：

一、傾向於欲感知或信賴　上帝的存在。

二、傾向於以驗證來理解大自然的真相。

三、傾向於相信人類有改變命運的能力。

《瘟疫》中的人性光輝照耀了天人實學

經典文學中的代表性人物往往是某個大時空環境下某些人事物的縮影，其所凸顯性格亦像不斷熔鑄鐵面具一樣每每造成各種有意無意的模仿，而容易在你我身邊被發覺、被類歸。因為，各行各業都有幾個基本不變的形象，尤其恰好在「同一條船上」面對同一波驚濤駭浪的撞擊時，便也將幾個擁有不同人生觀的人物連結在一起，並因而發現這種命運的連結──「彼此在同中見異；彼此再異中求同」──才是彼此生命裡最大的衝擊。卡繆《瘟疫》中的人事物亦即如是。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是這個時代的全球性瘟疫，這場由微生物發動的戰爭使得世界許多城市、許多人事（尤其指華人世界）的性格都赤裸裸地彰顯出來：「不明就裡的無辜犧牲」和「後知後覺的政府當局」；「載舟覆舟的媒體報導」和「真假難分的官私消息」；「各式各樣的隔離封關」和「四方湧入的善心義行」；「可歌可泣的醫衛人員」和「怨天尤人的普羅人物」；「難分難捨的親情愛情」和「悲喜交會的信仰信念」；「百感交集的人性掙扎」以及「生命價值的理解思辯」……等，廿一世紀初春以降的廣東、北京、香港、新加坡、台北，恰如廿世紀四○年代的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海岸港城──俄蘭市，在車水馬龍、紙醉金迷的奢華聲中，以悄然之勢巡迴聯映了卡繆的《瘟疫》小說情節。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但這些城市盡如《瘟疫》之事卻也十有八九。「SARS」風暴之中，這部由非預言家撰寫但卻具有極高預言效果的小說《瘟疫》開始被大量探討及引用，尤其故事中許多看似平凡的事件如同樣「發生於早春的時節」、「不同以往的新型病毒」、「自組衛生隊的過程」、「隔離者的心情轉變」、「傳染的恐懼」、「圍城的概念」、「天災的人心示警」、「商人的大發災難財」……所寓含的人倫道德及自然真理，印證了上述文學評論家對經典價值的看法，也印證了無論在任何時空下人心與環境關係中四處皆然的軌跡。相關最近的論述如名譯作家章海陵〈卡繆《瘟疫》的現代啟示錄〉（亞洲週刊，2003/5/26-6/1）、台北市長馬英九〈這場災難，是每個人的事〉專文（聯合報，2003/5/1），以及上述各城市之諸多媒體專欄報導，皆已做了廣泛且適當的論見，筆者於此不再重複，而試以小說中的人物精神所散發的人性光輝，及其所代表的信仰對人類生命所求為何，來結合需要科學、宗教、哲學三貫一體的天人實學，為小至個人親友、大至家園邦國，居處於廿一世紀新局勢啟運後的各種看得見或看不見的衝擊環境，提出如何圖謀個安身立命之道。

　　本教「天人實學」（按：其基本內涵可參閱本刊封底對天人之學的說明）博大精深，舉凡宇宙與地球之間各種時空層面的通識命題皆包含其內，公布於天帝教網站的聖訓（神諭）亦有切時的說明。依筆者淺悟，它可以指為「不同層面的智慧生命於多度時空環境中的交流演繹之學」，它是以哲學思辯為觀點出發，以科學精神為實證方法，以宗教關懷為行為依歸，最終目的則是聖凡平等，以臻天人大同。在非洲北部的俄蘭城裡，救世濟人的醫生“李爾”和“老卡斯特”，流浪異鄉為追求內在和平的知識份子“塔霍”，及耶穌會修士“潘尼洛”神父，這三種角色所激發的熱情恰是《瘟疫》中三足鼎立的高貴情操，而他們的光和熱，也分別照耀了「天人實學」中科學、哲學、宗教三者缺一不可的存在要素。

頭腦冷靜心腸熱的科學精神

故事的開端不久，李爾醫師和普通民眾一樣，犯著一廂情願式的樂觀。從自己踩到第一隻已死的耗子開始，到他數日後知曉城裡的老鼠一窩蜂地衝出洞穴暴斃的現象，及幾個可疑的人體病例，「黑死病」這三個字始終還無法和他所居住城市的多采多姿聯想在一起。即使他在私下已承認有些人罹患致死，但一個講求科學根據的身份的他，卻「仍舊覺得這種危險只是像一種妄想般的不真實」。直到身邊種種有形警告、無形的警覺，迫使自己的良知決定詳查過去的歷史記錄，發現了「昏睡、乾渴、黑斑、脈搏微弱疊斷、內臟崩潰…」等不可漠視的症候群，李爾才認清老卡斯特前輩在稍早已斷定的事實──瘟疫已開始散播。

　　的確，在理智清醒之前，科學證據往往只是一串了無生趣的文字，或只是在生活中若隱若現的灰色地帶，就像小說所陳述的──「城市的歡樂聲容易淹蓋一切不安的臆測。」此時，另一種重要的科學方法──「統計」──便像得力助手般，開始逐漸將事實推向更觸目驚心的景象。

市政府的臨時雇員“格蘭”老先生，雖然在故事中充滿對過去情感的緬懷及文學創作夢，但他以卑微的地位及待遇所忠實整理出的死亡統計表──「一週之內」、「四十八小時內」、「一天之內」病死了多少人，恰如其分地讓幾個數字在紙上跳躍，當它們手舞足蹈地宣示傳染症以數學級數成長後，那些一昧害怕倉促的行動會驚擾市民、態度消極到過份保守的行政長官才無可奈何地下令封城。

科學語言或科學方法是冰冷的，但它們的結果也是公正的，而科學家的頭腦亦如是。李爾在實驗室分析出這些致命的病毒「和黑死病病菌的一般描述不完全相合」，當俄蘭城尚未封鎖之前，即使在許多同業強烈的質疑、抵制下，我們還是能看到李爾和老卡斯特醫生在公署的第一次健康會議上對他們的意見反覆陳述的那種「冷靜客觀」──「我們管它是不是叫做黑死病？名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阻止它把本城一半的人消滅！」（按：俄蘭城的律法規定，官方須經過專業認證來承認它確實是「黑死病」蔓延，才能採取必要的措施。）

所以，我們也應該說，科學家的心腸是熱的。

這樣的熱，讓貧窮到失去愛人的市府老統計員格蘭在現實的冷漠下甘於坐在不起眼的角落，精確地進行他瑣細的努力──完成體溫、藥品庫存、隔離病床數、救護車輛…等各式量表。他在正職之餘把時間獻給沒有報酬的衛生隊，在這衛生隊籌組人之一的李爾醫生眼中，他那種允諾時毫不猶豫及無比「安靜的勇氣」──「已變成了他第二天性的寬宏」──「謝什麼呢？這並沒有什麼困難哪！黑死病就在這裡，我們必須想點對策，這是顯然的。啊，我只是希望樣樣事情都這麼簡單。」

這樣的熱，也促使老卡斯特醫生日以繼夜地獨自肩負起他的科學使命──「以不可動搖的信心開始埋頭苦幹，毫不顧惜自己的以他所能夠將就湊和的設備就在此時此地作起抗黑死病血清來。」並睿智地選擇「因地制宜」──「他抱著一種希望，就是從當地獲得的病菌做出來的疫苗會比外地運來的血清更有免疫力，因為當地的細菌跟熱帶疾病教科書中所記載的正常黑死病細菌略有不同。」

　　這樣的熱，更令不相信黑死病是　上帝對人類罪惡集體懲罰的李爾醫生斬釘截鐵地回答：「如果我信仰一個全能的高特（按：　上帝的音譯），就不會再去給病人治病，而把病人留給高特。」並基於「從來沒有能夠習慣看到人死亡」的良知，在注射只有三分之一活命機率的抗體下，李爾的意志每每抗拒著俄蘭城上空那聽似索命的鞭抽聲（狂風），終日貼近一群同樣拒絕死神的病痛哀號，「就目前來說我所知道的只是這樣──有些人生病了，他們需要治療。」

宗教徒唯一的武器是省懺、祈禱加上關鍵時刻的抉擇

雖然，俄蘭市民平時不甚熱衷宗教活動，但對同時擁有研究古代碑文的學術權威，在當地又頗受市民敬重的潘尼洛神父而言，面臨他同樣疑惑的黑死病，唯一的緩衝之道就是推動祈禱週，並在最後一天舉辦彌撒及佈道會，在暴滿的人群前用他「巧妙的演說術把主旨像猛揮的拳頭一樣落在聽眾心中」：「這一次災難卻絕不是高特所願意的。我們這個世界已經邪惡太多，已經仰賴神恩、仰賴高特的饒恕太久，人以為懺悔就夠了……。」

　　潘尼洛以為，人性的狂妄與怠惰，得使　上帝「祂永恒的希望已經有太久的時間不受重視」，並以關於義大利黑死病的古代傳說為例，舉出一個生動迫人的意象──「有一個善良的天使讓人類的眼睛得以見到，向一個邪惡天使發號施令，讓那拿著巨大獵矛的邪惡天使擊打人的房屋；一所房子上擊打多少下，就有多少死人從裡面抬出。」

　　這與本教的解釋──無形界的仙佛為維持大宇宙的和諧運作，而對地球生靈自造的罪惡施以「劫難」以警惕人心的說法，不謀而合。尤其，當欲望的擴張使得自然環境嚴重失衡或遭受威脅時，便會運用加諸激烈的反撲──如瘟疫──來回饋人類給世界的恐懼。潘尼洛神父以其學識與信仰，肯定黑死病「像萬物的秩序一般不可避免，它伺機而行。任何世間的力量──聽清楚──甚至於那自吹自擂的人類科學力量──一旦它向你伸過來，也再無能為力。」

　　而這篇小說的情節，甚至許多歷史的真實記錄也說明，瘟疫的惡勢從未由人類科技的絕對力量所壓制，它出現的時機和它消失的時機一樣，都在人類無法有效預警的時刻，其間有可能一度消聲匿跡，但很快又會捲土重來。而筆者也甚至可以肯定，人在自己的時空所肇端的罪惡，若無法學習謙卑──不逕自省懺、不致力祈禱，以及不具體拿出適時適地的奮鬥作為，則《瘟疫》這樣的小說會一直暢銷直至讀者大量滅亡。

　　我們看神父在第一次佈道會最後留下的訊息是：「儘管這些黑暗的日子這些恐怖的世界，儘管男人女人在痛苦之中呻吟哀痛，我們的市民仍舊應該向上蒼表達他們唯一合乎真正基督教精神的祈禱，那便是愛之祈禱。而其他的一切高特都會安排。」

　　但是幾個月過去了，神父引領的祈禱與佈道並未改變俄蘭城的命運，愈來愈多的屍體被推入薄石灰層與其他被黑死病掏空的軀殼相間隔的大地坑中，自己卻無能為力。此時的潘尼洛終於明白「遠水救不了近火」的道理──那些自願組織的抗疫團體對可能永遠冰冷的生命所做的努力，要比思想上的微溫來得更有意義。於是他也脫下聖袍、捲起袖子，毅然加入李爾一行人的行列。

筆者以為，神父和李爾、卡斯特、塔霍、格蘭等人一樣，不認為那是特別神聖的行為──「這種態度並沒有什麼值得讚美之處，只是理所當然而已」。而這「一個有學養而又熱忱的耶穌會修士」所做的轉變，是他的愛與他承擔的方式，是經過深刻觀察與醒悟後的身體力行之道，並非放棄了對　上帝的信仰──他在親眼目睹一個小孩以「無罪之身」卻遭邪惡天使的鞭撻後說，「這種事令人反感，因為它超乎了人的瞭解。但或許對我們不能瞭解的東西我們應當愛。」

所以，在第二次佈道會上，潘尼洛以更明確的字眼表達他的理解，「對高特的愛是一種堅苦的愛…而我們只能夠把高特的意志當做我們的意志。這是今天我跟大家共同分擔的教訓。這種信仰在人眼中是殘忍的，在神的眼中卻是必要的，是我們必須努力去領會的。」他並以歷史中另一場黑死病下的修道院──逃的逃死的死至僅存一人──為例，用震耳的聲音說：「兄弟們，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做這留下來的一個！」

在作者卡繆的提醒下，筆者體會到神父把第一次佈道時所稱的「你們」在此之時改稱為「我們」的用意。

反判、自由、激情──哲學的最大命題是獲得心靈的平靜

哲學的訓練使人精神超脫、理智獨立、良知清明，使人因而趨向聖者的境界。筆者認為，《瘟疫》故事中的另一位要角“塔霍”就有著希臘先哲“蘇格拉底”（Socrates, B.C 469-399）及“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B.C.384-322）的知識分子情操。

而筆者更大膽推測，塔霍的性格中有很大的成分是來自作者卡繆本身，也就是他可能就是卡繆自己在小說中的化身。從塔霍早年曾為追求非暴力的世界秩序而參加過許多武裝革命，而作者卡繆早年也曾在同一種理由下加入反抗納粹的運動可以看出；從塔霍的筆記習慣──他所關心的是「一般史家所忽略的事情」及「對於那些看似瑣屑但又有重要性的細節作忠實的記載」，而作者卡繆的筆觸亦如出一轍──讓讀者可以充分體會無法親歷、見聞之軼事──可以判斷。

「對於法律程序、死亡判決與行刑，我產生極度的關懷。」塔霍早年因為親眼目睹擔任檢察官的父親竟可以輕斷犯人的生命而感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次痛苦，他以為任何理由的致人於死都是殘酷的屠殺。為了躲避同為自己所愛及所惡的父親，遂毅然遠離家園追求無殺戮的人生環境，並積極投身許多政治反抗團體，直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壞後才發覺，自己在打造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中，竟也成為內深處心曾極端厭惡的劊子手：「我周圍的社會秩序都是建立在死刑上，而由於跟既定秩序戰鬥，我必定會跟謀殺戰鬥。」

荒謬的年少輕狂之後，塔霍的結論是「我唯一感興趣的是得到心靈的平靜」，就像亞里斯多德以為「每一種美德都是兩種不正（一是超過，一是不足）的中項」一樣，自我省懺鉅細靡遺的塔霍，在脫離「以暴制暴」的革命團體後，選擇以廣泛觀察及客觀記錄各種人生百態的來取得自己在理智與情感上的平衡。他的理由是：「努力去瞭解所有的人，而不要成為任何人致命的敵人。我只知道一個人能夠盡其所能不要再作瘟疫患者（按：指心理的瘟疫），而這是唯一的路能夠讓我們希望獲得一些內心的平安。」當他的摯友李爾醫生問他有沒有想到可以達到平安的途徑，他即不加思索的回答：「同情。」

於是，這顆充滿激情的惻隱之心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何當初塔霍要向李爾提議在鼠疫橫行的危命處境中自組衛生隊，「站在犧牲者一邊我至少可以試著去發現如何走向第三類（按：瘟疫與犧牲者相對，第三類指的是真正的治療者），換句話說，就是走向平安。」

筆者認為，塔霍這樣的人道精神其實與蘇格拉底的哲學實踐理論「人類的美德是一種知識，因此一切惡行都是無知的結果；誰也不願意做壞事；與其做不正義的事不如忍受不正義」相較起來，此兩者的良心與義行都不謀而合──蘇氏終其後半生（約卅十年）欲以言論思辯來治療雅典城青年人的腐化，最後卻選擇了從容就義，飲鴆而死。

西方哲學流派之一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其反映在人生的最顯著意旨是「世界沒有終極的目標；人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隱隱約約而有敵意的世界中；人們選擇而且無法避免選擇他們的品格、目標和觀點；不選擇也就是一種選擇，即選擇了不選擇；世界和我們的處境的真相最清楚地反映在茫然的心理不安或恐懼的瞬間。」（～摘錄自劍橋百科全書）而被評論家類歸為存在主義作家的卡繆則說：「我從事物的荒謬性中引導出三種結果──我的反判、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一如李爾醫生的手術刀，切開了人體被瘟疫破壞的鼠蹊部，塔霍的筆鋒則可視作是人類社會的探針，用他的反判、自由與激情發掘了群體生活的症候。並且他也告訴了我們他自己最後的人生哲學命題，「一個人能夠不用（信仰）高特而成為聖徒嗎？──這是個問題，而其實這是我今天面對的唯一問題。」

然而，塔霍也有其豁達的一面，他莞爾地說，「只生活在黑死病裡，只為黑死病而活，真是笨得要死。人當然應該為犧牲者而奮鬥，但是如果除了這個之外便對任何事情不再關心，那這種奮鬥又還有什麼用處呢？」

於是，在他與李爾的剖心夜談後便提出一起海泳的要求，為他們的友誼留下永恆愉悅的印記。像極了中國“孔聖”及其弟子“點”的共同願望──「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而《瘟疫》小說裡那夜間海泳一段，歷時短短數分鐘卻予人悠然雋永的描述，也令筆者深深嚮往、迷戀不已。

科學、宗教、哲學─人類文明調色盤上的三原色

按照李爾醫生的科學信仰來判斷，瘟疫是會自然輪迴的時空產物，而非　上帝意志的歸罪懲罰。

依據潘尼洛神父的宗教信仰來思考，瘟疫是因果事件，而非偶發事件。

推究塔霍志士的哲學信仰來闡釋，真正的瘟疫藏每個人的心裡，而非自體外的物質世界入侵。

瘟疫之於科學、宗教、哲學，分別是身、靈、心的三層考驗，即「肉體的疾病」、「靈魂的債償」、「思想的苦煉」。這三種層面也約略可以分別涵蓋一般人的理解，例如上述《瘟疫》中三大領域人物的思辯即是。

而筆者就天帝教天人實學的學理信仰來綜觀，瘟疫的成因包含了無形界（按：可以「反物質世界」言之，也就是另一度時空的高等智慧生命）的劫難運化、自然環境對微生物變異的推波助瀾，以及地球人類心念的負面能量和行動的恣意妄為。

進一步思考，瘟疫的孳生氾濫是相對於人類世界的慌亂失序而言，也就是它所要挑戰的「主要對象」是人類文明中「分叉又脫軌」的科學、宗教、哲學──肉體的健康、精神的平靜、靈魂的救贖──這樣的對抗在地球過去的歷史中已有多次大小不等的彼此消長。而瘟疫的流行是天人之間合諧共存與否的一項契機，它可以引領人類社會走向致命的危機，也可以走向進化的轉機──對於任何挑戰，以科學精神為實證方法，以哲學思辯為修正觀點，以宗教關懷為行為依歸──此即天帝教創立及發揚天人實學的最終目的：聖凡平等，天人大同。

簡言之，對於大宇宙所有萬性億靈及其時空關係的平衡運作而言，瘟疫是一種評量、是一個手段、一項目的，在它興盛的過程中要激發的是地球人類（或者它自己）的三種奮鬥──「向自己奮鬥；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即天帝教教義《新境界》中關於人類的奮鬥之道。

基於此，筆者相信卡繆《瘟疫》的情節鋪陳，其主幹意識是分別賦予塔霍志士、李爾醫生、潘尼洛神父這三種角色三項奮鬥使命：

一、對精神的思想界之「愛憎對立，無止思辯」──向自己奮鬥，以超凡入聖。

二、對物質的自然界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向自然奮鬥，以演進生命。

三、對反物質的靈魂界之「善惡因果，天譴地撲」──自天奮鬥，以推昇境界。

這三種使命是人類要成為聖賢的三種可能方向，而確切的方向則是科學精神、哲學思辯、宗教關懷三者「並行不悖」。

而這三者，也是筆者在開頭時曾建議讀者最好必須先要具備的基本傾向。

在色彩學理論中，調色盤上只要有紅、黃、藍三種原色，即能調配出千變萬化的色譜。筆者試將瘟疫看做是人類各式信仰的奮鬥挑戰對象，則依據歷史事實，調配出豐富文化光彩及創造成就記錄的科學、哲學、宗教三者，當可視作人類文明調色盤上的三原色。無論精彩與否，無論成功與否，到如今都不乏我們這一代續存的見證人，以致將來也必有希望一直孳衍下去。

一如《瘟疫》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啟發──那是半個沒有極度悲觀的悲劇，加上半個沒有極度樂觀的喜劇，裡面的任何角色中沒有絕對成功或絕對失敗的人，只有抱持自己的信仰致力的活下或竭力到死去的人──「同舟共濟」在苦難中必然會驗證的一個事實：「人類裡值得讚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視的事情更多。」

經典卡繆的智慧與仁慈

然而，令筆者欣喜的是，仁慈的卡繆畢竟還是給我們留下一個凡人最容易仿傚的奮鬥模範，那即是象徵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的外地記者“藍伯”。

在故事中，李爾、塔霍、潘尼洛這三種角色（科學、哲學、宗教）都有堪稱高尚的情操，然而這三種人的義士性格也都各自指使自己承擔過重的使命，因而間接或直接地深刻體驗了生命的無常──李爾失去妻子及摯友、塔霍及潘尼洛皆遭感染而慷慨就義。到解除封城令的最後，只有藍伯稍稍可以稱得上獲得內外及外在的平安──雖然在這之前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人道親情及天道大愛之間掙扎。

原本不屬於這個黑死病城市，因而內心直受煎熬的藍伯，根據李爾、塔霍、潘尼洛這三位摯友給他的綜合意見，無論依「人之常情」選擇突破圍城（偷渡出境）回到所屬家庭及愛人身邊，或者依「同舟共濟」之義氣選擇留下，都是可以令人理解的正常行為。但他卻適時適地選擇了折衷之道──在確定可以偷渡成功之前加入衛生隊服務──最後儘管有機會離開也寧可堅持義舉。

筆者以為，無論在什麼時代，該讚揚的是某種人在某種狀況下所做的某些正確的抉擇，以及確切的實際行動。例如在所有人物中，藍伯在俄蘭城的人生課題雖然追索得最為辛苦，但最後似乎也是他才能得到較圓滿的幸福──毫髮未傷的見到所愛的妻子。

凡率先就義之人皆是異常堅強的，李爾、塔霍、潘尼洛等人的遭遇都是由「人世長久的苦難」及「各自的理解」教導他們的，只有藍伯是以「且戰且學仙」的姿態，因緣際會下獲得「奮鬥的捷徑」──最低限度的同時認可或繼承三位主角的信仰──最後也才能同時擁抱這三位主角的理想。

筆者竊思，藍伯的善終是作者卡繆依自身涉世經驗下的一種客觀的默許。

　　此外，卡繆的智慧還不僅見於人情事境，他對時代的危難也同時有著深刻的洞察，「歷史上黑死病和戰爭一樣多；而它總是和戰爭一樣出現在出乎意料的時刻。」對照我們當代面臨的「SARS」及「美伊戰爭」，此言真是歷久彌新的真知灼見！

「當戰爭發生的時候，人總是說：『多麼愚蠢的事，一定延續不了多久。』然而戰爭雖然確實非常『愚蠢』，卻不因此就不會延續下去。愚蠢自有它本身的慣技，可以通行無組；只要我們不這般自我中心，就會明白這個事實。」而卡繆的無奈，也多少讓我們這個荒謬時代省思不已。

　　人類的經典──卡繆，因「睿智及摯忱地闡述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的良知問題」而在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許多評論顯示，一九四七年的小說《瘟疫》足以視為卡繆的顛峰之作。筆者尤其感動於此書的第三部分，卡繆像是能用文字留下浮雲流動的聲音一樣，描寫了人性在個人情感與集體苦難意識中的多重變化，頗值得所有讀者反覆思讀。

「知識」鍛鍊人類的頭腦；「藝文」重塑人類的心靈。「思考」這一種活動乃是在心與腦之間進行，產生無以量計的智慧，而與著重記憶及慾望所製造出的答案有別。稍稍冷靜；稍稍客觀；稍稍熱心；不時省懺；不時祈禱；不時抉擇；明白反判；明白自由；明白激情──生活其實就在有、無的計較之間；生命其實就在虛、實的來往之間；命運其實就在得、失的考驗之間；人性其實就在情、義的決擇之間；智愚其實就在施、捨的方寸之間。

愛在後《瘟疫》時代

卡繆說：「要想認識一個城市，恐怕最方便的辦法就是看一看那裏的人怎麼樣生活，怎麼樣談情說愛，又怎麼樣死吧！」

但一個不甚起眼的現代城市，和一隻離奇的死耗子現象，又能教導我們什麼呢？又什麼可以教導我們？

媒體嗎？但是「耗子是死在街上，人卻死在屋裡，而報紙只關懷街上的事。」

政府嗎？然而官員像瘟疫的放逐者，「喪失了一切批評精神的痕跡，卻獲得了一種看似鎮定的神情。」

　　樂觀嗎？能否自我解嘲的說：「要想讓人跟人密切在一起，那就給他們瘟疫。」

反駁嗎？「黑死病把一個厭惡孤獨的人化作了它的同謀。」

自我反省嗎？因為，「隨著恐慌產生的便是嚴肅的思考。」

或者，「盲目」可以教導我們──「黑死病不是為人而造的；因此我們都告訴自己，它只是腦子裡的一種鬼怪，是一種必然會消失的惡夢。」

這時，卡繆卻肯定地微笑以對，「但消失的卻不總是惡夢，而是人。」

還是撒撒手，終歸習於不再奢望吧？

然而，卡繆還是會很明確地告訴讀者：「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