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台進士鄭用錫〈勸和論〉中的四個真知灼見
文／林大願
大體來說，在人類文化發展中，「族群性格」一直主導著社會運作結構能否順暢完美，而影響族群性格的最重要因素則非環境莫屬，生存條件在民風的雅、俗之間經常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譬如草原之地多悍士；山水之鄉多淳民，皆說明族群性格的發展模式不斷受制於自然環境的變動而潛移默化。當然，那是就未充分多元開化且相對差異不大的族群之間而言。
一夜狂風吹落地，一地落葉又生根
因為，一旦「歷史人文」活動以絕對優勢的姿態，向一個生存條件的供與需正逐漸封閉的環境大舉壓境，則以「人欲」為考量的霸權結盟便迅速取代了以「天理」為信仰的自然凝聚，一躍而成為影響族群性格的最主要關鍵，其效力更直接反應在強烈震動的社會運作狀態上。
幾百年間，蕞爾小島台灣歷經中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明鄭、日本、中華民國等的「政權移植史」，以及南島屬諸原住民、諸平埔族、彼岸的閩粵沿海及大陸內地等「族群興衰史」，多元且難對等的文明可謂一齊「真空壓縮」，歷史的接續也只能以「斷莖移植」來形容。於是一夜狂風吹落地，一地落葉又生根，台灣的族群性格在最有限的空間及最侷促的時代中，被迫「分裂」、被迫「別類」得像水銀瀉地般，在離我們週遭並不遙遠的許多時空裡，累積千萬次以上的紛擾乍響真實存在，而且不絕於耳。
「春劫啟運」是宗教名詞，是天帝教對於新世紀人心世運一個發人深省的關鍵語，代表地球文明演進走到了百中選一的抉擇時代，許多從主幹意識躦出它分門別類的價值觀如花滿枝椏；在傳統威權抗衡下相對而立的主義感又如雨後春筍。以台灣為例，前者如本土意識抬頭後，各種族群間相差異的生活文化（語言、慶典等）重新受到重視，而有重新洗牌再融合的趨勢；後者如中、美兩大強權角力下，民族血緣、民主政治、民生經濟之間的三角關係產生更複雜的變化，也打散了本島族群正常融合發展所需的注意力。
今天，從台灣看世界，我們以為自己還是個聰敏的小孩；從世界看台灣，我們卻早已是個骯髒的小孩。四水污濁，無地不染，你見我不悅，我見你毋禮，你儘管通你的鬼，我儘管拜我的神……，恍若清末名臣李鴻章的奏折中所謂台灣是「蠻荒漳癘之地」、「鳥不語花不香」、「化外之民」、「男無情女無義」、「割不足惜」等大扣帽子之唾語。
「分類」是衝突的濫觴
歷史一直對願子（筆者）說，它是由人性、獸性的相互擴張與箝制下的多元輪迴事件所組成。每個社會小群的成長歷程解釋起來，似乎皆是由一個簡單的生存理念抽絲到複雜的紛爭概念。大社會的震盪期常常自「分類」開始，「類聚」之後相繼「驅逐」，而盡終於相互摧殘而衰落或消失……。這樣的模式，或許我們可以從開台進士鄭用錫的〈勸和論〉中探索到蛛絲馬跡。
鄭用錫生卒於清乾隆至咸豐（1793-1858）年間，是福建金門移民台灣之士的第三代，家族奠基於苗栗後龍、新竹一帶，時因清廷特准另編「臺字號」（台灣進士保障名額），而成為清朝開臺百餘年來以臺灣土生土長的本籍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開臺黃甲」。咸豐三年（1853），為調解淡北（新竹以北）日益嚴重的漳、泉、粵族之間的械鬥事件，親撰「勸和論」一篇勒石於後龍，並親赴各莊曉以大義、排解糾紛，勸止械鬥熾風。其文開頭便示：「甚矣，人心之變也！自分類始。」
這即是鄭氏對社會觀察的第一個真知灼見─為生存利益而結合的團體之間，相互劃清界線、區分類別即是群體衝突興起的第一個條件。這也是顯示出他對社會發展過程的理解能力。
此處「分類」一詞，願子根據《台灣史小事典》（遠流台灣館 2000：44）的「義民」與「分類械鬥」解釋，整理後加以潤飾說明如下：
一、 何謂分類：當時械鬥的群體，主要是以祖籍別來劃分；如閩籍人與粵籍人之間的械鬥叫『閩粵械鬥』，而發生在泉州人與漳州人之間的就稱為『漳泉械鬥』。它不限於祖籍別，各地方相同族群內也曾發生不同姓氏、宗族、職業團體之間大小規模不等的械鬥。
二、 引發分類械鬥的原因：大多和爭地、爭水等經濟利益的衝突相關。這些衝突，時常原本都是小區域的問題，其中當然不乏夾雜個人私怨的報復行為。但是一旦爆發集體械鬥，卻因為恐慌而引起各方擁勢自重，進而造成愈趨激烈的凶殘手段與愈趨擴大的衝突範圍。另外，因開墾重心的轉移，分類械鬥也有從南台灣向北台灣推移、重疊的現象。
三、 分類械鬥的影響：除了因為世代的仇恨造成族群融合的困難與社會的短暫失序之外，也影響到移民的聚居形態，也就是械鬥失敗的一方，常常舉族遷徙到同鄉較多的其他新據點，使得各地居民的祖籍分佈日趨集中。
同鄉共井選邊站
再者，〈勸和論〉中有「其禍倡於匪徒，後遂燎原莫遏，玉石俱焚。雖正人君子，亦受牽制而朋從之也。…」、「顧分類之害，莫甚於臺灣。最不可解者，莫甚於淡之新艋。臺為五方雜處，林逆（林爽文）倡亂以來，有分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也。」……等等之語，說明了鄭氏第二個真知灼見─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中，分類之間的主要吸引力並非以道德人心為依歸，而是先以「同鄉共井」為「選邊站」的首要考量依據。「朋從」意即結黨而隨，如文中所述，同群即無分賢士莽夫，在非理性的擴張與箝制的行動中成隊成行。
由於當時清廷在台的統治機關不甚完備已久，兵制不足以維護民怨下的治安，各地起變如康熙時的朱一貴、雍正時的吳福生、乾隆時的林爽文之亂，殺官奪財，掠伐四起。官府無力阻遏，不得已只好招募當地老百姓，推稱「義民」、「鄉勇」之名，助弭匪亂。爾後各鄰近地區內的平民為了在各種名目的亂事中求得生存自保，乃以「祖居同源」為號，團隊結盟以固勢力。這即是「分類」最初、最明確的產生原因。
對此，願子要再根據上述資料來源─《台灣史小事典》，補充「第四點」來解釋義民與亂民：由於群眾時而依附賊匪，時而投靠官兵，所以兩者並非絕對的漢賊不兩立。事實上，許多義民建功立業和違法作亂的程度幾乎相等。這是因為義民之所以幫助官兵，通常是為了趁機與所謂「亂民」對抗，其實雙方多半早有嫌隙，或根本曾是械鬥的兩方，他們沒有堅定的道德或信仰，一切以地緣與分類為基準。
〈勸和論〉中，鄭氏又點明那些「苦分畛域」的播臺之民就是長期在「秦越之異」的疏離關係，以及對峙於相煎何太急的「釁起鬩牆」之下，以致「自分類興，元氣剝削殆盡。…干戈之禍愈烈，村市多成邱墟。…蓋孽由自作。」此即是鄭氏的第三個真知灼見─在資源有限、欲望無窮的分類糾紛中，「時間」並不能治療一切，病態的認知會一直拖延融合的進展，而愈使各族群的活力趨向相互零合。
新世紀台灣社會中的「超限械鬥」
攏總以上台灣政權歷史、移民文化、生存條件的明爭暗鬥，以及世運情勢等諸多拉鋸的紛爭因素，加上前述三項鄭氏於〈勸和論〉中的真知灼見。願子試圖對應當今的社會文化狀態，恰恰與新世紀前後「選民的群聚示威」和「政黨的紛擾亂象」不謀而合。雖然已不見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但是咆嘯之氣卻在無形的煙囂之中方興未艾。
首先，從第一個真知灼見─群體衝突興起的第一條件即是「為生存利益而結合的團體之間，相互劃清界線、區分類別」。除了「我是本省人、你是外省人」的區分外，還有「同族群不同政黨」、「同政黨不同派別」的差異。這與前述「分類械鬥」的意義不謀而合─「閩粵」、「漳泉」相對於「本省外省」、「彼黨此黨」；「相同族群內不同姓氏、宗族、職業團體之間」相對於「同政黨不同派別」。過去到現在，此紛爭即是由「經濟版圖的墾殖」過度到「權力版圖的墾殖」。
再者，第二個真知灼見─台灣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中，「道德人心」並非「分類」之間的主要吸引力，而是先以「同鄉共井」為其「選邊站」的首要考量。從分類械鬥的影響層面看來，族群融合的困難與社會秩序的失衡，直接改變了移民的聚居形態，也就是當年械鬥失敗的一方，常常舉家舉族，遷徙到同鄉較多的其他新據點，使得各地居民的祖籍分佈日趨集中。願子回憶近幾年台灣北、中、南許多城鄉選舉中，政黨支持度與族群分佈之間有非常微妙的關係，其中最適切的解釋諸如「選民結構」一詞，相信有識之士都能心照不宣，而許多聰明人也一定明白為何有些德術兼備的優秀人才無法當選的真正原因。這也就是為何在時間距離較近的二、三次選舉下來，媒體即能不靠民調，而只以地域來統計、預估各政黨的概略得票率。過去到現在，分類的區域間從「同鄉共井的武力優勢」過度到「同鄉共井的選票優勢」。
第三個真知灼見─「時間」並不能治療歷史文化情結，病態的認知會一直拖延融合的進展，而愈使各族群的活力趨向相互零合。我們從引發分類械鬥的原因來看選舉文化中的「義民情結」，諸如「經濟利益的衝突」、「夾雜個人私怨」、「因開發重心的轉移，使分類之爭有從南到北相互推移重疊的現象」等，在當今許多因政黨分類而引發的社會衝突事件中，也猶存留著明顯的跡象。過去到現在，分類械鬥的導因從「小區域間的嫌隙擴張到大範圍的激烈肢體衝突」過度到「非關民意的小事延燒到大意識形態的爭執」。
以上，鄭氏在一八五三年所撰〈勸和論〉中的三個真知灼見，穿越時空跨足到正好一五○年後的二○○三年，從中可見其一針見血的意涵，百分之百從「直接的」、「有形的」，過度到「間接的」、「無形的」。也就是說，台灣過去歷史上殘酷的「分類械鬥」事件，正以幽靈部隊悄然默步之勢，行軍在族群發展的現代及未來歷程之間，準備暗中進行一場更可怕的「超限械鬥」。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朱雲鵬先生在新世紀之初，探討到現今台灣社會需要改進的問題時，也曾提及一個相類似的觀念─「這些層面在開始的時候可能不令人注目，而被視為是任何社會都有的『瑕疵』。假以時日，小瑕疵會累積，會形成結構性的有機體。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風氣與習性會產生變化，維繫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公平』與『正義』可能開始被扭曲，作為成長與進步動力來源的愛心和向上活力，也可能被侵蝕。」
由此顯見，台灣多元族群社會的整體「思」與「辯」的自我檢視能力不足，連帶「公」與「義」的社會養份即不夠。移植的政權力量一直無法扭轉幾百年來「相互擴張與箝制下的歷史輪迴事件」（行劫、清劫、平劫）所籠罩的悲情氣氛，新世紀一開始的自主能力也尚還在襁褓待呵中，致使「有形的物質文明表象」直直拓展不停；「無形的心靈文明內涵」卻遲遲停滯不前。
〈勸和論〉末段中關於台灣歷史文化的終極目標
早期的台灣，在那個還必須靠移民文化來滋補社會成長的時期，鄭公用錫無懼於人類文明演進的盲點，為狹隘好鬥的「從兩肉」（朋）、「從兩手」（友）撰〈勸和〉一文勒石於鄉里，但冀「各盡友道，勿相殘害」，意圖力挽在競爭社會中也該無愧於天道公理的生命尊嚴：
「自來物窮必變，慘極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不轉之時。僕生長是邦，自念士為四民之首，不能與當軸及在事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甚。願今以後，父誡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懷夙忿、勿蹈前愆。既親其所親、亦親其所疏，一體同仁，斯內患不生、外禍不至。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於無形。譬如人身血脈節節相通，自無他病；數年以後仍成樂土，豈不休哉！」─〈勸和論〉末段所期許的即是 上帝「除殘止暴‧寬恕悔過‧自赦人赦得天赦」的天赦之教，以及天帝教日夜祈禱「春回大地」後的「小康大同」景況。這即是鄭氏最令願子欽佩的第四個真知灼見。
海洋島國造就台灣歷史文化的海綿性格，面對泱泱連天的大陸內地，它在相對短促、封閉的時間、空間中，吸足了可以供世界文明成長所需的元素。但由歷史命運所安排的、融合多元價值的優渥種子，卻尚未在台灣島上的多元族群之間生根發芽。
在彼岸被視為先知的毛澤東說過：「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在本島，土生土長的先賢也能透過古樸的文鈔碑帖，告訴願子一個普世的事實─春劫的預警就是世界的文明演進已該從「生存條件的資源之爭」過度到「意識型態的意氣之爭」。諸如經濟數字遊戲、宗教排他意識、核武統戰威脅論、商品全球化、強迫性民主潮流、資訊大爆炸……等等超越傳統武器對生命的限制，大環境中屬於無所不用其極的「超限械鬥」也正方興未艾。
但也許這只是願子所在的台灣要用樂觀的信念來迎接春劫之前，所必須深刻感觸的效應之一吧！因為「信仰的力量」還可能改變許多個不可能。
所以，歷史又告訴願子，它可能將是一部智慧生命的「奮鬥史」，而非一部物競天擇的「鬥爭史」。
小結
「人心之變自分類始！」以政治語言來談族群的分類發展，新世紀的台灣適逢黨派流風熾長，政治的擂台上百強爭勝、百家爭鳴，社會的民生面也百業待興、百廢待舉；以信仰觀點來看文化弘揚，中華人的族運發展適逢春劫啟運及天人實學啟航，學術文化百花齊放、百鳥齊鳴，修持的考驗也面臨百毒叢生、百獸齊吼。
鄭用錫〈勸和論〉中的四個真知灼見應該是得力於他「博通經史尤精於易」的讀書功夫，因而在有意無意之間顯露了天地人氣運的興衰之道。爾後願子在用心探索其中奧妙的同時也深刻體會到：原來，鄭氏是以其廣博慈愛、同體大悲的奉獻心，因而在有形無形之中積累了社會科學研究法中所謂的「田野調查」能力，以致於能培養出敏銳的觀察力而知古鑑今，更知古鑑來！
風土塑民性，民性易風土，問移風易俗，賴開宗教化。「敬其所異，愛其所同。」願子曰：「欲求公義在人，先求思辯在心。」盼此娓娓小篇當能以諄諄心念，敬贈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