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師世尊參與上海五四運動考據

本師世尊參與上海五四運動考

 

劉普珍   

 

前  言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本師世尊李玉階先生，學名鼎年，字玉階，後以字行，江蘇省武進縣人。五世從祖申耆公，為嘉、道間常州大儒，博學多聞，尤通經史，著述等身；曾祖嶽生公，少聰穎，工詩詞，太平天國之亂興，號召鄉里起兵抗敵，力屈而亡。二公文采德風，迄今仍為人稱道焉。[1]

清末民初，為吾國歷史上極其動盪不安的時代。外有列強步步侵逼，遂行其政治、經濟與文化侵略；內有滿清積弱不振、軍閥割據混戰，黎民百姓生於水深火熱之中。當此之際，一輩知識青年滿腔熱血，欲貢獻所長，以解萬民倒懸。李玉階先生正是生在這樣的時代。

民國八年，巴黎和會開議，日本欲攘奪德國在山東之權利，我國代表力爭不可，不獲與會大國同情。消息傳來，群情激憤，北京大學學生首先響應，繼則上海學生亦起而聲援，風潮遂漸次蔓延全國。這次全國性的愛國運動，即是有名的「五四運動」。根據後人研究，當「五四」正式在北京爆發後，北洋政府採取了逮捕學生、禁止學生當街演講等措施，並試圖封鎖消息。不過，一些北京學生技巧地避過了政府的耳目，透過外國通訊社傳遞至天津租界，於是上海等大城市亦知道了這個消息。後來，因為北京方面因政府嚴密控制之故，上海轉而成為全國五四運動的領導中心。[2]是時，上海學生聯合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玉階先生 (以下簡稱本師)嘗積極投身於此，在其所著之〈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中便可見其梗概。其中自述擔任該會總務部部長、吳淞中國公學代表，以及罷工發生時曾與同仁勸阻水電廠工人停止罷工等事。[3]然事涉久遠，其中所追憶者，或有模糊不清之處。故筆者欲透過當時的報刊紀錄及後人的研究成果，細密考證本師參與上海五四運動的情形，將事實真相呈現於世人面前，此乃斯文撰述大旨。[4]

 

正  文

 

一、關於上海學生聯合會的發起與成立

 

當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消息傳來上海後，上海學生隨即決定聲援他們，最具體的措施，便是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本師追憶道：

五月四日晚上北京學潮的專電到達上海，先是復旦大學的教授們，立刻在校園內緊急鳴鐘，召集在校全體學生，報告北京大學遊行示威……的詳細情形。當即決定連夜推派同學分赴上海各校聯繫報告，並請各校代表出席五日下午在復旦大學舉行的上海學生會籌備會。五日下午…籌備會議……決定各校組織學生分會，推出代表組成上海學生聯合會，並定於五月七日上午十時舉行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5]

根據這段敘述，在上海學生會未成立之前，因為先有復旦大學教授將消息告知上海各校，於是才有各校學生代表籌組學生分會及學聯會的方案。據陳曾燾的研究，當時在上海登高一呼的復大教授即是邵力子。他說：

邵力子是復旦大學的教授和《民國日報》的主編，顯然地，他首先在報社知道五四運動的消息，於是在五月六日的清晨，當復旦大學的學生尚未到達學校時，他意外地出現在校裡，告訴學生們五月四日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以具有激勵性老師的身份，和權威性的報社編輯，他在學生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眼見北京的緊急事件，他呼籲學生們立即做出抉擇，支持他們的北京同學。於是學生們召集會議，決定依循邵教授的建議，……就這樣的，上海五四運動正式揭幕了。……[6]

又說：

五月八日這天，上海的各個學院、大學、中學紛紛組織起來，作積極的行動表現；在所有高等學府中，復旦大學又是揭竿的先驅者。復旦大學是當時上海擁有最多自由風氣和政治氣氛的學校，傳統上和國民黨保持著密切聯繫。許多學生深受自由風氣薰染，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當邵力子教授將五四的消息帶到學校後，復旦的學生在五月八日的早上，召集上海所有學校的學生代表，共同討論學生支持運動的種種表現。……鑒於北京狀況的危急，……上海學生立刻在當天下午四點舉行另一個會議，會議在復旦大學校舍舉行，討論成立上海學生組織，……以調和聯繫所有上海學生的活動。……復旦大學學生總代表何葆仁，被選為臨時主席。……會議中，全體學生代表一致通過成立上海學生聯盟的提案，……這便是上海學生聯合會的起源。五月九日，……上海學生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議，討論正式建立學生聯合會，……會中正式決定於五月十一日成立學生聯合會……。[7]

據如上所引陳曾燾的研究，可知玉公所謂復旦教授鳴鐘召集全體學生一事，實乃邵力子所為。但玉公所說五日下午於復大舉行學生會籌備會及七日上午十時舉行學聯會成立大會一事，在時間上卻與事實略有出入。因為，據當時《申報》的刊載，學聯會的兩次預備會議分別在八、九兩日召開，至於成立大會則是在十一日舉行。雖說本師所言與事實稍有不同，但這種誤差是可以理解的。

 

二、關於上海學生的開始罷課

 

上海學聯會正式運作後，遂積極採取各項行動，為聲援北京學生及因同情學運而被迫離職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乃決定走上激烈抗爭一途。所謂「激烈抗爭」者，即指日後之罷課、罷市及罷工。[8]本師追憶道：　

上海學生聯合會第一步行動就決定通知全市各學校全體學生，立即罷課，並通電全國學生一致行動，同時通知上海各學生分會在罷課期間每日出動宣傳隊在街頭演說，將日本無理要求和北京政府賣國意圖以及本會請求政府拒絕簽訂對德和約等等經過告訴同胞，並要求愛國民眾積極抵制日貨多用國貨。五月十一日下午，上海學生聯合會在南市公共體育場召集民眾大會，擴大宣傳北京學生的要求及主張，大會在軍警包圍如臨大敵嚴密的監視下舉行，到場群眾達五萬餘人，對北京政府極為憤慨，一致通過通電擁護北京學生的要求和主張，會後舉行遊行。……[9]

據如上陳述，可知上海學聯會於大罷課期間所採取的行動，以及上海學生舉行群眾大會等事。但對罷課前所歷經曲折過程，卻未有述及。事實上，自上海學聯成立以後，約經兩週左右的時間，上海學生才有大罷課之舉，非如玉公所言僅經四天即有罷課風潮發生。[10]在這段期間，實發生許多重要大事。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五月十四日，京、津學生代表團到滬請求支援，上海學聯會乃採積極行動，組織學生義勇隊及演講團，一面為預防萬一，一面則欲鼓起人民的愛國心。[11]十五日，上海學聯會發表二次宣言，聲援蔡元培。文曰：

……方今國中惡劣之空氣，充滿四隅，惟賴青年學者除舊布新，發聾振聵，以其進與世界之新文明攜手。蔡先生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掌大學，全國學界始有發皇振厲之氣，乃一二頑冥奸佞之徒，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輸入。夫蔡先生去，則大學雖存猶死，大學死，則從此中國之學術思想盡入一二有權威者掌握之中，而學界前途遂墮於萬劫不復之境。豈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學一校之關係，中華將來之文明實將於此決其運命。學生等一息猶存，不能坐視學術之日即淪亡而不救，今與政府約請自今日始於一星期內作正當明確之表示，維持蔡校長之地位與大學之尊嚴。……若滿一星期猶無滿意之表示，則誓籌最後之對付，惟政府實圖利之。……[12]

在本段引文中，最值得注意的，即是學聯會聲言「若滿一星期猶無滿意之表示，則誓籌最後之對付，惟政府實圖利之」云云。這等於是對政府發出「限期改善」的「最後通牒」，反映出學生與政府周旋到底的決心。當此之時，北京當局似乎仍無動於衷，繼續我行我素，大總統徐世昌更下令罷免同情學生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以親軍閥的政客田應璜繼任該職。此舉更激怒了北京學生，為向政府挑戰，他們決於十九日進行一項總罷課。同日，上海學聯會亦決議支援北京學生，定於廿二日進行總罷課，並派遣代表分赴各省，聯絡公私學校一致進行。這個新的決議傳出後，立即引起上海教育界的疑慮。江蘇省教育會敬告學生謂，學生的本分在培養知能，有了知識，將來才能救國。因此，希望能以更成熟、有目標的活動代替大罷課。此外，蔡元培亦力勸學生照常上課。[13]為尊重教育界的建議，上海學聯會於廿一日開會時，決定暫緩三日罷課，但這須視政府的態度而定。倘北京當局仍不理會學生的要求，即訂於廿六日實施大罷課。此外，學聯會還有五項決議：（一）要求各商界不賣日貨；（二）罷課之後，各校學生除有公務外，不許出校；（三）罷課後，除宣講、發傳單、調查日貨、介紹國貨、組織義勇團等事外，每人應自修三、四小時；（四）由聯合會名義，請不贊成罷課之校長，到會疏通意見；（五）要求各舞台排演愛國新劇。[14]由此，可以確知上海學生的決心。

廿二日下午三時，上海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赴江蘇省教育會討論學生罷課問題，嗣後公推代表五人往見護軍使盧永祥，使其速電中央，請其同意學生的要求，否則上海學生的行動一定失控。此時，教育界已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廿四日，北京當局召開緊急會議，決議統一軍警責任問題，並防範學生暴動。廿五日，通令京外文武嚴行制止學運，必要時依法行事。此刻，亦可明顯見到政府決採嚴厲干涉的態度。[15]同日，上海學聯會正式決於廿六日罷課，並電告全國各地的學生聯合會，希望採取一致行動。廿六日上午十時，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學生二萬餘人，齊集於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升旗典禮，全體學生在國旗前宣誓道：

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男女各校學生萬餘人謹在中華民國國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國國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反顧。謹示。[16]

隨後，學生高喊民國萬歲、學聯會萬歲，並於街市展開大遊行，全隊共五十二校兩萬五千餘人，步伐整齊，精神嚴肅，絕無凌亂之狀，夾道者無不與之同感。然後，隊伍又回到體育場。此時，學聯會會長邀請京、津學生代表即席演說，講畢後，學生再次高呼民國萬歲才解散。

若將如上所述對照玉公所追憶事，吾人可明顯看出學聯會召集全體上海學生在五月廿六日上午集會，而非玉公所說的五月十一日下午集會。再者，關於集會地點，應當是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而非南市公共體育場。最後，關於到會群眾的人數上，據《申報》所記，應是二萬五千多人，而非玉公所憶之五萬餘人。

陳曾燾認為，這次學生示威，顯現出四點特色：（一）它是上海學生第一次的集體抗議，它證明了學生具有組織能力，來安排一有秩序的全民集會；（二）這次集會具有號召社會大眾注意的效果，並且也讓統治者了解到有組織群體潛在的威力；（三）這次學生大會亦間接激勵了上海工商界，使之於日後加入罷工、罷市的行列；（四）這是上海學生首次確認其國家意識，體認國家主義超越地方主義。現在，他們團結一致，眾志成城，聯合起來為對抗叛逆政府和掠奪的日本而奮鬥。[17]

 

三、關於上海商人罷市前學生尋求商界支持的問題

 

關於上海商人的罷市的時間，本師追述道：

大約在五月廿日的上午開始，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商店，均自動紛紛響應學生而打烊罷市，繼而南市、閘北商店也相率關門，聲勢越來越大。[18]

這段追憶，在時間上自然也是與事實有出入的。因為，學生真正罷課時間既是自五月廿六日才開始，商人自不可能在五月廿日即開始罷市。其實，自學生罷課到商人罷市，中間尚要經過十日左右的時間。玉公所言之「五月十一日罷課開始，至五月廿日始有罷市」者，雖在時間上與事實有出入，但他認為從罷課到罷市亦大約需十日的時間，這與事實的演變相當。不過，玉公所憶並未提及罷課至罷市的演變過程，是以在此有必要對此稍作討論。

罷課之後，上海學生感覺到他們不可孤立無援，為求達成既訂目標，乃決與商界聯合。他們除與街肆店家接觸外，亦積極與商業領袖洽商。如學聯會代表曹慕管在罷課當日即致函商界領袖虞洽卿、鄒靜齋和湯節之曰：

……公等商界鉅子，平時對於國事熱心卓著。此次學潮關係國家存亡，不宜緘默，誰無子弟，忍令失學，而不為之援手乎？為此，提出臨時緊急動議，頗請開會籌議對付辦法，並請嚴詞電詰政府立即讓步，以維學術。如果通電各省商會一致行動，事無不成，收效更大。青年拜公之賜，為尤多矣，迫切陳詞，惟公等利圖之。[19]

罷課事起，風潮隨即波及鄰近城市。[20]於是立刻引起護理滬海道尹上海縣知事沈寶昌對於該事的關注，他一面派縣道兩署教育科長出面勸解，一面又訓令其他各縣知事防止罷課風潮的擴大。[21]廿七日，上海學聯會決議如下事項：（一）應多派代表分赴內地各地，聯絡學界與該會採一致行動；（二）積極接洽商界及其他公共團體；（三）派代表赴各國領事署，宣布該會真正宗旨及用意，以釋狐疑；（四）從速發行日刊，由文牘部籌備；（五）如校長受政府指意逼迫學生上課，即聯絡商界為後盾。如學生被迫出校者，該會設法為之安排插班；（六）設調查部往各大商店檢查日貨，並於原有日貨上蓋印；（七）卅一日舉辦郭欽光烈士追悼會。[22]廿八日，上海學聯會又決議如下事項：（一）從速聯絡各地學聯會成一總聯合會；（二）開商學兩界聯合會。[23]廿九日，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樑發出布告，呼籲學生勿徒尚意氣而生事端，貽國家之鉅患及外人之責言。此時，護軍使盧永祥亦函江蘇省教育會，請其要求學生自我約束。[24]儘管官方費心勸導，但仍然無力制止學生的行動，風潮正持續擴大中。卅一日，上海學界於西門外體育場開郭欽光烈士追悼大會，八十四校學生約兩萬餘人參與。會後，學生們分三隊遊行，各別造訪上海縣商會、上海總商會和上海各個商業公會。學生們向這些組織領袖表示，在國家危亡之際，迫切需要上海商人對此運動積極支持。[25]

在抵制運動、學生罷課及商界蘊釀罷市日趨白熱化同時，聖約翰中學及朝陽大學的學生，因抗議校方違反學生意願，不允其參加學生罷課及國民大會，乃紛紛自校退學，加入上海學聯會，以參與愛國運動。適巧，這兩所學校都是外國傳教士所辦，此次學生的行動或可視為中國新青年向帝國主義教育當局所作的一次挑戰。[26]此時，滬上抵制日貨的風潮日益猛烈，據《申報》轉載《字林報》所記《日本英文廣知報》的消息云：

上海一帶抵制日貨的風潮愈見嚴重，日船所受影響尤覺顯見。據日清汽船會社消息，該社輪船大福丸於五月十九日由滬開出，平時載貨總在二百噸以上，此次僅得二十噸。又五月二十日開行之大利丸，原由華商預定噸位一百三十噸，詎臨時竟取消前約。再日清輪船乘客亦少，較諸平時已減十分之三。[27]

可見，學生的呼籲已獲得了一般商人的同情。現在只等上海商業領袖起而響應了。

六月一日，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在寰球中國學生會討論全國學生聯合會籌備事宜，決稱此一團體為「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並通知各地聯合會，請於兩週內派代表來滬，共同商訂章程及辦法。同日，上海各校男女學生代表赴縣商會，請求商界一致支援學界罷課。此外，護軍使盧永祥之不准擅行集會令亦於是日發出。[28]二日，北京開始大加逮捕參與學生。次日，當局清查所有外電。結果，天津學聯會代表北京學生拍發電報至上海，緊急要求其通知全國各省縣，尋求即時的援助。在此期間，居商業領導地位的總商會和縣商會，對於罷市的嚴峻舉措，仍猶疑不決，他們的顧慮，引起學生極大的不安，因為他們唯恐罷市的計劃會有擱置的可能，而阻礙運動的發展，是以學生們更不斷地施壓。[29]四日下午七時，上海各校學生手持傳單，沿街散發。是時天津急電頃至，聞北京學生為軍警所虐，大為激憤，乃告知城內南市各商號，請為協助，並定五日起一律閉門罷市，停止營業。業者聞之，類皆贊成，樂為簽名支持。同日，淞滬警察廳廳長下令禁止縣商會舉行會議，討論罷市的問題。事態演變至此，乃使商會立場改變，決定加入罷市行列。[30]此後，上海五四運動又進入一新局面。

 

四、罷市的展開與工人的加入

 

縣商會會議為警方禁止後，引起商人的強烈不滿，以為上海中國官方與北京當局如同一丘之貉。六月五日，罷市正式開始，南北市商家與學生採一致行動，均以懲辦國賊、釋放學生為目的，不達目標，絕不終止。其時秩序甚佳，並無暴妄舉動。但此次行動對上海外籍居民而言，卻引起了若干不安之感。為向外國僑民澄清疑惑起見，上海學聯會乃致工部局函曰：

……現在學生罷課之後，繼以商界罷市，地方情形甚為嚴重，本會深願與工部局協力辦理一切。蓋此次學生罷課，乃對於敝國政府賣國行為激憤之表示，其目的在造成一種輿論，以為收回青島確實之保障。吾輩既無侵犯外人之意，但現某國人或藉此在租界上鼓起暴動，吾人今已竭力警戒學生及平民，保持平和及秩序，甚盼能有助於貴局也。……[31]

此一聲明發表後，各校的學生紀律團及童子軍出動維持秩序。不過，零星的誤會和衝突仍難避免，特別是在街頭演說及巡捕干涉罷市時，而學生被捕之事亦時有所聞。同日下午，上海商學各界假寧波路卡爾登西飯店茶敘，討論有關罷市的問題。上海學聯會會長何葆仁任會議臨時主席。會中一致通過罷市當至北京政府答應懲戒國賊、釋放被捕學生及恢復人民權益後為止。[32]同日，北京七所專門學校校長呈請撤出北大軍警。六日，京、滬學生團代表已抵粵，助其與各省學生一致行動。

商界罷市震撼了中國官方，上海中國警方收到指示，決強制罷市的商店恢復營業，但收效卻十分有限。此外，在公共租界方面亦然，雖當局亦不斷加以勸說，但商家仍決定與學生配合到底。

罷市發生後，由於多數的店家均不營業，因此在街上閒逛的人就比平常多了起來。為了防止意外的發生，上海學聯會乃派人至街坊，勸告無事不要在街頭遊行，同時對東洋人不要野蠻等。此外，為了維持起碼的食物供應，上海學聯仍請米鋪等關係民食重大的商家繼續營業，惟對於買客限量供應，並再三提醒商家勿居奇抬價。此時，工人亦不甘寂寞，亦紛紛起而響應。本師追憶道：

形勢逼人，自五月廿日罷市後的第三天起，全市工廠的工人，也接著響應商人的罷市而紛紛起而罷工，影響最大的當為全上海公共汽車和電車以及出差汽車行的所有司機，都一律奉公會決定響應罷工，使得上海全市交通形成癱瘓。在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的緊張壓力下，北京政府顢頇無能尚不肯俯順輿情，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更為激憤，全市商店在緊閉著鐵門的店門上，均貼出「不除國賊，誓不開門」的標語。[33]

如上追述，除了時間上的出入外，其餘所言確與事實相當。如玉公所謂汽車、電車司機加入罷工者，據當時報導，如南市華商電車公司及法新租界盧家灣電車公司的售票員及司機皆有集體罷工事，而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亦於五日起停工。至於尚未停工者，若藉故減班，即為集議謀因應對策。[34]同時，上海商工學報聯合會亦致北京電，宣言非將國賊懲辦，誓不開市。[35]

可能是罷市奏效之故，北京當局終於在七日撤走法科大學軍警，並派遣官員與學界代表協商解決之道。八日，上海學聯會鑒於昨日街肆遊人眾多的情形仍未改善，乃趕印通告數千份，勸戒諸人速即散開歸家，以免中他人毒計。見者大為感動，因之各地遊人大減，途中情形大為安寧，義勇隊亦遂收隊。惟該會因欲安眾人之心，仍令各校巡遊不息。而商家因近日天氣驟熱，見學聯會學生在外奔走，頗為辛苦，乃有熱心人士贈送茶券、點心券及餅乾等物之舉。足見學生行徑深為眾人感動。[36]

自商學界採一致行動之後，工界人士亦極激昂，各工廠已相互約定即日罷工，而自來水、電燈廠、小菜場該小工皆已有成議加入。上海學聯會以自來水、電汽廠、小菜場關係全埠中外人士之安全與食品甚鉅，若一旦全體罷工，非但將有絕大危險，且必亦引起外人對於此次行動的極大惡感。如此一來，對於懲辦國賊的目的便要大受影響。因此，立即派人至楊樹浦自來水廠各工人接洽，力勸其不得罷工，否則救國未成反以害國，各工人聞之無不感悟，立即簽字允照常上工。關於這點，本師追憶道：

……在此種氣氛緊張複雜的情況下，有一天上午，學聯會接到確實報告：「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南市閘北所有的電廠、水廠全體工人繼司機工會之後，將於明天罷工。」果然如此，則全市治安將不堪設想。學聯會立即召集緊急會議，決定立刻勸導全市水電工廠工人，顧全大局停止罷工。
    本人身為總務部部長，責無旁貸，惟當時最感困難者為交通工具，而全市出差汽車司機均遵公會決議全體罷工，迫不得已，乃向同鄉遜清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四公子恩頤借得私人汽車一輛，於晚飯後由中國公學蕭志裳代表親自駕駛，於是我們男女代表四人心情沉重地在寂靜夜晚的上海灘上，風馳電掣的分別到楊樹浦電廠和水廠，與兩廠工會代表懇談，告以愛國固然重要，但須顧到全市市民生活的需要，幾經努力，終於說服。繼而又分赴法租界和南市、閘北三處電廠、水廠工會苦口勸告，並以公共租界電廠、水廠工會均已同意打消罷工相告，舌敝唇焦，直到天明，總算達成任務，三處工會亦均同意作罷，因而滿天風雲，頓告消散。
    第二天消息傳來，公共租界當局和北京政府的上海最高治安當局方面－淞滬護軍使－都認為學聯會這批青年深明大義，處置得當，否則全市電廠、水廠工人一經罷工，上海陷於癱瘓，治安將不堪設想，原來同情和支持我們的英國和美國總領事與公共租界治安當局面臨影響他們自身的安危，勢必改變對我們的態度，採取強硬干涉措施，其後果必然是學聯會被迫解散，使我們這場愛國運動前功盡棄。[37]

如上所述，正可證明當水、電廠工人醞釀罷工時，玉公等人曾親自前往楊樹浦等地勸說，對工人曉以大義，這是其親身參與上海五四運動的一個實證。不過，當時中國公學尚於停辦階段，是以玉公自非中公的學生，而引文所稱「中國公學蕭志裳代表」者，當然也與事實不符。再者，玉公在其追述中，提及其曾擔任上海學聯會中國公學代表一職者，雖非與實情完全矛盾，但在時間上則略有出入。至於玉公所稱「本人身為總務部部長」云云，亦有時間上出入的問題。根據拙作〈本師師尊在滬史料拾遺〉的考證，玉公在上海五四運動發展之際，應是擔任學聯會交際部交際員一職。[38]至於其任職總務部，則在五四結束以後。關於以上問題，容我稍後再行探討。

學聯會除了派人前往水、電廠緩和工人醞釀罷工的情緒外，各街道小菜場，亦派人勸導，請其依舊營業，並決定加派學生至每一小菜場，以防流氓騷擾。此外，電車關係全埠交通至鉅，如果停工，則對全埠秩序亦大有妨礙。學聯會聞得該公司工人及售票員有罷工消息，極為憂慮，立即派交際員李宗登等至該公司中反覆開導，工人以學生既勸其不必罷工，自當允從以助學生救國，於是罷工一事遂作罷論。[39]

在罷課、罷市和罷工如火如荼的進行時，上海中國官方決定電請北京當局順從民意，以息爭端。這在以護軍使盧永祥及道尹沈寶昌為名義的一份電文中可以看出：

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且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初因青島外交提倡抵制日貨，後即以釋放京師被捕學生，並罷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為要求條件。現在罷市業經三日，並聞內地如南京、寧波等處亦有罷市之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會、省縣兩教育會，切實會議開市辦法。商界已允勸導開市，學界則堅持電請准將曹、陸、章三人去職，明奉命令，方能開市。永祥等伏查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集，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現上海學界既堅以曹、陸、章三人去職為開市條件，商界亦曾有電請。求民心向背即時局安危，亦不敢壅於上聞。可否查照上海總商會前電所呈，准將三人一併免職，明令宣誓，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顧大局之意。[40]

這份電文是上海中國官方屈服民意的表示。九日，上海發現以總商會為名義的傳單，內容是說北京當局已順從民意，釋放被捕學生，懲辦曹、陸、章三人。今學生目的已達，當請有關單位勸告學生重回各校，商人重新開市云云。商業公團接此通告後，假民國路紹興同鄉會開會，各商店以其仍無具體方針，難以贊同，甚至有人責難該公團變更宗旨。一時人眾聲厲，會場秩序不齊，到會各商旋即散去，並無結果。[41]是日，加入罷工行列者更多，如火車工人、輪船水手、汽車車夫、電業工人、碼頭小工、各清潔夫及船塢、紗廠、鐵廠工人等，皆一致響應。以火車工人為例，據《申報》六月十日第三張記載：

滬寧、滬杭甬兩路工人公舉代表劉阿萊等於前日(八號)向該路車務總管要求罷工，經車務總管允俟二十四小時後再行定奪等情，已見報端。茲悉此次兩路工人罷工問題，係由滬寧鐵路機廠各工人發起，在吳淞廠內提議全體簽名贊成，然後知照上海南站與閘口機廠徵求同意，即經該兩廠工人一致簽名贊成，始於八日發表意見，雖經局長飭知兩路機務、工務各領袖勸慰，難以挽回，復於前夜十二時發電通告各站長要求贊同。昨經兩路車務總管得悉，通電兩路各站長切勿附和，一面稟由任局長將兩路工人要求罷工情形電達交通部請示。
    昨日(九號)下午一時該路局長任小山召集兩路車務洋總管韋燕、李綽生、沈叔玉、楊先芬，並總工程師克禮阿、機務總管慈芬，在局長辦公處會議，其結果須俟政府有無回電方能決定，即經局長飭知兩路車務總管張貼布告。文云：「本月十日始，兩路往來各列車有否行駛，難以保定，此佈」云云。並聞各工人言，今夜六時倘然仍無復電，以及本埠各商店仍然罷市，則決於十號一律罷市停駛火車。如商家有開市之消息，則兩路尚有快車一次來往。嗣得續訊云：昨(九日)晚，滬寧火車車務洋總管召集各機師車頭工匠人等集議罷工事件，洋總管以火車為交通最緊要之樞紐，萬難停滯，勸各工須看我大班面照常上工。經各工頭會議之下，准明日(十日)開駛滬寧頭班車一次，其餘通常各車概行停駛。[42]

關於此點，本師追憶道：

……在此重要關頭，上海學聯會暗中遊說滬寧鐵路局及滬杭甬鐵路局司機工會成功，兩路司機工會決定於五月卅日開始響應罷工，當時我們的準備是如果兩路司機罷工，使從上海至南京、上海至杭州的交通斷絕，如果再不能達到目的，則相繼浦口至天津鐵路司機立刻跟進罷工。[43]

這段追述提到了滬寧、滬杭甬鐵路工人醞釀罷工，與學生在暗中策動有關。按鐵路既是上海全市交通的總樞，且學生前已聲明不願因愛國行動擾亂到租界洋人的生活起居，可是上海學生為何最後仍採策動鐵路工人罷工的嚴厲手段呢？我想，這可能與是時上海學聯會的處境有關。

學生罷課至今已逾二週，商人罷市至今亦已五日，整個上海市可說陷於全面癱瘓狀態。起初，外人對於這種運動並不反對，但自罷市、罷工風潮日漸擴大時，他們發現生活起居變得不便起來，不僅食物變少了，連出門都找不到車坐。因此，開始有人懷疑這個運動是否即是針對他們而來。這個想法影響某些工部局的官員，他們認為整個罷市、罷工事件就是學生們挑起的。因此，要制止學生們的活動，就必須解散上海學聯會。是日下午二時，學聯會自動停止辦公，蓋學生以某種新份子加入罷市，情勢複雜，且日人從中興風作浪，意圖挑起事端，一面欲破壞學生的形象，一面欲激起華人對英、美的惡感，故學生自覺力有未逮，決定暫不在租界活動。[44]

學生的活動因工部局的取締而消沉，但工人罷工事件卻迅速增加。自九日當天，這種現象已到達高潮。不過，也有一些工人為顧全大局，決定配合學生的勸導，繼續營運。如法商電燈電車自來水公司、中國電線局及華商電車公司等，皆採取此種行動。就在這個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原來，北京當局免職曹、陸、章的消息，已為上海方面所證實。

 

五、罷市、罷工及罷課的結束

 

在全國一片的抗議聲中，北京政府終於決定罷黜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甚至安福俱樂部亦通電反對巴黎和約，徐世昌迫向國會請辭。在上海方面，這個消息在九日便已傳來。不過，當時仍無法確知事情的真相。十一日，寰球中國學生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商業團代表及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聯名致函駐滬英領事法磊斯，請代向駐京公使朱爾典查明此事。後來，證實了這項消息的真實性。是日晚，上海學聯會通過議案，大意為：

國民今已獲第一步勝利，國賊三人業已免職，吾人當各恢復平時原有之事業，商鋪工廠應即開門，學校亦當設法繼續授課。惟奮鬥今方開始，吾國人尚須爭回山東，剷除亞洲黷武主義，不可稍自菲薄。今宜著手於教育之運動，以永保此第一次勝利，凡吾愛國華人當準備使中國為一民治國……。此後，政府宜服從民意，段祺瑞、徐樹錚亦須加以懲辦。……[45]

由此議案得知，上海學生除了認識到抗爭成功後，需要立即勸導商人開市、工人復工外，也進一步瞭解到未來將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如欲獲得真正的勝利，一定要對民智、民力進行充分的改造。十二日上午九時，學聯會學生會同商界人士齊集新世界出發遊行，勸告各商店開市。同時，江蘇省教育會亦通告各校學生上課。是日，上海學聯會亦通過委派各校學生向工商各界致慰問書一案。慰問內容如下：

上海學生聯合會謹以至誠告商工界同胞曰：中國之危弱，由於政治之不良，而政治之不良，由於大多數國民之不問事，以致國賊當路，主權喪失。歐洲和會提案著著失敗，內亂外患，紛起迭乘，豈惟政府之罪，抑亦我國民無能力之羞也。於是學生奮起，商工繼起，爭議之不足，繼之以罷課，罷課之不足，繼之以罷市，又繼之以罷工。北京政府雖冥頑不靈，至是亦稍有覺悟，對於我國民堅決一致之表示，乃微有所顧忌矣。
    ……是不可謂為國民之部分之勝利。諸君須知學生聯合會對於此次救國運動雖奮起在先，而決不敢居功，何也？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是故救國之業學生可以鼓吹，而實行之責實用我商工界同胞，吾學生等對於此次商工界之一致，不敢妄為稱許，尤不敢表示感謝。同是國民，同有救國之責，無彼此稱讚感謝之理也。……吾等學生年事尚幼，經歷未多，自罷市以來，事繁勢迫，對於諸君接洽，必多不周，好在同是為國，諸君必可見諒。今商工界已與吾人以莫大之光榮，而與吾人表示同情。嗣後，尤望諸君時時加以指導，與以援助，豈惟本會之幸，抑亦全國無疆之休也。惟諸君實鑒諒之。[46]

由本函中可知學生功成不居之氣度。十三日上午，全國學生聯合會開議，以為此次運動一為外爭外交，一為內除國賊。今外交既未脫悲觀境界，國賊亦僅止於免職，揆諸最初之希望，百一未達，遂決定不參加遊行。[47]十四日，上海學聯會電請北京當局立即釋放陳獨秀。十六日，上海學聯會接福州學聯會電，得知學生因調查日貨，被商會會長黃瞻鴻私禁毆傷甚眾，罷市請電閩督釋放被捕者。當日，上海學聯會即電閩督，請速釋學生，嚴懲該會會長，以息眾憤。[48]是日上午九時，上海學聯會評議部開會，提出如下事項：（一）在暑假前繼續罷課，如至暑假後政府仍無懲辦國賊之表示，當即改變方針，提議上課；（二）提議組織實業工廠，以容納熱心工人，實施提倡國貨；（三）提議組農工商學聯合會；（四）提議開辦義務學校。[49]由是可知，學生對於愛國運動的注意力，已從激烈的罷課、罷市，漸轉移到較穩重踏實的一面。

十六日下午二時，全國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50]十七日，全國學聯會決設法營救閩生。同日，上海學聯會發表第四次宣言，呼籲商工界開市與復工後，宜成立更堅強的團體，督促政府懲辦國賊。是日，陳獨秀被釋之消息亦傳至上海。此外，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及警察廳長徐國樑亦宣告自本日起軍警解嚴。[51]十八日，上海學聯會評議部決設法幫助學運期間遭校方威嚇、開除的學生改入他校，並提議在暑假期間，邀請教育界名流講演社會、自然科學。[52]十九日，全國和平聯合會致電北京，請阻止和會代表簽字。同日，上海學聯會決議自本月廿三日起停止罷課，並著力鼓吹民主、注意社會教育。同時，亦擬設夜校，由學生將新知識教授工商人士。廿日，全國和平聯合會電援閩學生，旅滬閩人亦電請政府撤閩督李厚基。廿一日，全國學聯會致北京國務院，請拒於對德和約上簽字。[53]同日，上海學聯會評議部討論全國學聯會所提當繼續罷課，以力爭青島一案，並請設法查禁運米至日。[54]廿二日，上海學聯會決議再度罷課，聲明簽字之非及政府誤國之罪。[55]廿六日，上海學聯會交際部提議該部當設調查部，以專司調查日貨及奸商破壞大局等事。同時評議部亦決議三事：（一）傳聞日商將於七月一日起廉售存貨，該會當設法引人注意；（二）請各國貨號切勿增價；（三）北京政府電告全國，準備於歐洲和會簽字時舉行慶祝。該會當通電、演講、散發傳單等，表示山東問題不保留，反對慶祝，並函致工商學報聯合會一致力阻；（四）當從速組義務學校，教授工商界無力求學之人。[56]廿八日，北京學生至新華門請願、演說，抗議政府簽字的決定。卅日，上海學聯會評議部決議組織牙籤工場，並在七月四日派代表至美國領事署，慶祝美國獨立紀念。[57]七月一、二日，上海學聯會發表緊急啟事，要點如下：（一）歐洲和會如損及中國山東權利，概不承認；（二）一切中日密約未經國會通過，概不認為有效；（三）堅持抵制日貨；（四）開辦工廠，以裕國計民生；（五）提倡義務教育，促使多數國人覺醒。[58]九日，北京政府通電全國，告知和會中國代表力爭山東權利的經過。十日，政府外交委員會決定拒簽和約。同日，北京學生聯合會痛駁國務院取締排斥日貨的行動。十四日，上海學聯會評議部建議組織上海各界聯合會、外交研究會，並擬以該會名義認購大中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卅股。[59]廿二日，全國學生聯合會正式確定和約不簽字，通告各地停止罷課，上海學聯會亦從之，學生卒贏得最後勝利。

 

六、關於玉公擔任上海學聯會中國公學代表及學聯會總務部部長的問題

 

根據拙作〈本師世尊在滬史料拾遺〉的研究，民國八年六月中國公學尚在停辦階段。[60]這點除了靠當時《申報》所刊登的中公招生啟事可知外，亦有其他資料可充分佐證。九月十一日的《申報》記載中國公學開學典禮一事云：

滬西威海衛路中國公學於十號上午行開學禮，……校長王敬芳報告公學歷史，大旨謂：公學之成立，基於十五年前日本取締留學生之事。當時由鄭蘇勘、熊秉三、譚心休、姚宏業、張邦傑諸先生苦心經營，奔走呼號，公學基礎稍定。……辛亥革命事起，公學停辦。光復後，改辦政、法專預兩科，學生達五、六百人。其後因經濟困難，岌岌可危，幸賴胡君石青等竭力維持，各級學生卒能先後畢業。支持至民國五年，終不得已而停辦。迨至今春，上海、北京兩處設校友會，倡議恢復，諸舊董事與舊同學竭力聯絡，一致進行，幸獲今日之結果，此至可欣喜者也。[61]

如上可知，中國公學自成立始，辦學經費就一直很欠缺，幾次停辦，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再者即是經濟因素。民國五年之被迫停辦，亦不脫此二者。不過，〈中國公學校史〉對這點有更詳盡的敘述：

……辛亥革命之後，各省財政多感困難，故中國公學的補助費一律停止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袖諸公承認公學在革命史上的重要，故臨時參議院通過於清理源豐潤銀號倒欠政府款項下，撥給中國公學基金三百萬元。孫中山、黃克強、宋教仁諸先生皆加入校董會，先籌款開學。後來政府北遷，「三百萬元」基金之案迄未實行，後雖由元年國務會議改為一百萬元，亦未撥付分文。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來，公學校舍被革命軍借住，學生分散公學遂暫時停頓了。民國三年至五年，中國公學得繼續開學，全靠王敬芳、胡汝麟兩先生維持之功。其時王、胡兩君代表河南同鄉與英商福中公司爭礦權，至民國四年夏間，交涉完畢，成立福中總公司，胡、王兩君要求福中公司每年提出五萬元，以三萬元補助河南公益事業，以二萬元捐助中國公學。……

民國五年，政治多故，學生驟減少；舊有之專門班畢業後，僅餘中學生數十人，帝制既倒，學校當局想把公學改為大學，遂決計結束舊局，把中學生分送上海各中學。其時中國參加歐戰，德國人所辦之同濟醫工學校陷於停頓地位，教育部與中國公學商借吳淞校舍為同濟臨時之用，中國公學遂又暫時停辦。

同濟學校借用公學校舍數年之久。民國八年夏間，公學暫借威海衛路德國人辦的小學校舍，先行開學，次年始將校舍收回。其時董事會改組，推熊希齡先生為會長，王家襄先生為副會長，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濤、夏敬觀、葉景葵、梁維嶽、王敬芳七人為常務董事，王敬芳先生任校長。……[62]

如上所述，即為中公在民初的一頁滄桑史。吾人以此得知，中公起始雖常為經費短缺所困，但民國五年所以停辦，政治多故固是原因之一，但學校方面想改辦大學，將解散原有中學部學生，才是公學停辦的主要因素。是時，適逢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人所辦的同濟醫工學校陷於停頓，教育部與中國公學商借吳淞校舍為同濟臨時之用，中國公學才又告暫時停辦。至民國八年九月，才正式復校開課。因此，本師擔任學聯會中國公學代表亦在此時。如十月三日《申報》第三張〈中國公學之歡迎會紀〉項載：

中國公學學生分會歡迎天津來滬之馬君駿、劉女士清揚，馮君駿驥諸代表已誌前報。是日，各學校男女代表與會者約數百餘人，躋躋蹌蹌，頗極一時之盛。茲將開會詳情略紀如下：(一)主席李君鼎年致歡迎辭，略謂：馬君對於國事頗具熱忱，前在京、津備受困苦，此次來滬，欲與各界攜手，一致進行，故吾人對於馬君無任歡迎。今僅介紹與各學校代表諸君云云……。

這是本師擔任學聯會中公代表的明證。那麼，本師當過學聯會「總務部」部長嗎？據十月廿一日《申報》第三張〈上海學生聯合會〉項謂：

十八號下午四時，上海學生聯合會總務科開會，到者八人。先由臨時副主席第二師範代表蔡祚章報告經過情形，次即選舉本屆正式職員，茲將當選者姓名錄下：正主任中國公學代表李鼎年、副主任清心實業代表馬慎餘……後更討論一切進行事宜，訂定每日下午四時至六時，為本科辦事時間……五時十分散會。

其時，學聯會分評議部與執行部。前者負責決策聯合會所有政事，由上海各中高等學校，不居各校學生人數，各選出一位學生評議員組成，會長與副會長由學生評議員相互選出；後者執行評議部的政策及決定，成員選自會員各校學生，下分九部門。聯合會的經費來自學生每學期繳交五角，特殊費用可在評議部決定下徵收。[63]總務科確實職務為何？現無資料可據，但屬執行部下的一部門，則無疑也。而從引文亦可知，本師當時所當選的新職為「總務科正主任」，而非「總務部部長」。總之，他擔任中公代表及學聯會總務科正主任，是在民國八年九、十月以後，當時五四運動早已告一段落，而在五四期間，其所擔任的職務，應是交際部交際員。那麼，本師在就讀中公以前是何校學生呢？據維生首席說，他本是大同學院的學生，後來轉到育才公學讀書。至於他為何又在五四結束後轉至中公？據說是因不喜育才的保守風氣使然。不過，前文亦曾提及，學運期間，聖約翰中學及朝陽大學兩所外籍教會學校限制學生參與愛國運動，學生紛紛憤而退學一事。而育才公學亦是洋人所辦，本師當時積極參與學運，是否不為校方所喜，今不得而知，但基於愛國意識與民族情感，導致其不願繼續就讀該校，則或有可能，因為這是當時青年學子的普遍心態。再者，本師又曾說：

中公是革命的最早學府，國父孫公和黃興、蔡元培、于右任等前輩均是中公董事，……[64]

這幾句話雖是五四以後半個多世紀才說的，但仍可反映其青年時期對革命黨前輩的憧憬與崇拜。或許因為如此，他才會在不滿育才公學保守風氣之際，決心轉到中國公學讀書，冀望他日能與前輩一樣，做一番救國救民的大事業。這應可自其日後加入中國國民黨一事推知。[65]

 

餘  論

　

陳曾燾認為，上海五四運動雖始於聲援北京學運，然卻與北京學運有些不同。在北京，由於無強有力的工商團體參與，抗議行動主要是由學界發起。但在上海，在五四運動爆發前，知識分子和商界人士早已開始積極活動，那時學生還未加入。事件發生後，上海社會各界對此事起了連鎖反應，其覺醒與動員的次序，先是知識分子，而後是學生、商人而勞工階層。無疑地，這個民眾運動的主要力量是來自上海優秀階層的領導，該運動所以能成功，一半應歸功於他們身上。再者，上海五四運動在六月五日以前尚為一有限的運動，只有少數的人民參與，當時整個五四運動的中心在北京。但是，自六月五日學生策動商界罷市之後，上海五四運動便獲得了全民的支持。也因為上海在政治上較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有為數極多的學生及工商界人士的投入，整個五四運動的中心乃轉移到上海。此外，這個運動的本質是非暴力的、有秩序的，與義和團主義大不相同。其間的差異，正是由於前者為高級知識分子所領導，而後者則大都為一群文盲和無知者。也因此，上海五四運動為中國民運提供了良好的示範。[66]

另外，在上海五四運動期間，政黨介入其中的情形，亦是值得注意的。本師曾言：

自上海學聯會成立之日起到北京政府接受全國學生的要求這段期間，學聯會始終未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和戴季陶、于右任、葉楚傖、邵力子諸先生及國民黨在上海的其他負責人有過接觸往來，全憑一股愛國熱心，絕無半點政治企圖；至於共產黨，在民國八年根本尚無組織，更談不到。此所以我一再強調五四學生運動是絕對的純潔清白的原因，值得驕傲。[67]

據他所說，學聯會起事之初，未曾與國民黨要人有過接觸，是以國民黨自無干涉該會運作的可能。但這個看法只是其個人的說詞，據許多當事者的追述及後人的研究，咸認為國民黨要人在當時的確實際參與其事，為學聯會大力擘劃行動。據當時的復旦大學學生章益回憶：

復旦同學們參加學聯的愛國活動，遇有疑難問題，仍不時向邵(力子)先生請教。邵先生總是不憚煩勞，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為學生們分析形勢，指點方略，成為上海學聯的不居名義的顧問，受到同學們的敬仰。[68]

再者，《民國日報》總編輯葉楚傖當時亦親身參與學運，洪喜美說：

民國八年，中國代表團於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慘遭挫敗，消息傳回，北京學界首先爆發「五四」愛國運動。楚傖聞訊，奮起響應，首先稱譽北京學生為「五月四日之神」，旋即一再報導學生運動之消息。時卜居滬上從事著述之中山先生亦召集在滬黨人，指示傖楚等人予以扶護。楚傖即以全國報界聯合會書記長身份參與運動。五月十五日，該會通告停登日本廣告，次日復召開茶話會，歡迎京、津及自日本歸國之留學生代表團，楚傖親臨主持，並表達敬慰之意。稍後，上海各界為聲援北方，熱烈展開學界罷課、商界罷市、工界罷工之三罷運動。楚傖每在學生遊行時揹起國民大會之巨旗，做學生之開路先鋒，汗出如瀋，不以為苦。又以罷市為「最大武器」，而予有效運用，卒使北廷武力鎮壓之政策改弦更張。[69]

另據朱承洵回憶，國父當時還曾親自指導上海學聯會的負責人。他說：

(五月)廿六日總罷課後，下一步該如何進行，他們幾個學聯負責人一直心中無數。在這困難時刻，孫中山於廿九日派人打來電話，叫學聯派代表去同國民黨人會面密談。我與何葆仁同去見了孫中山派來的人。此人帶來了孫中山的口頭指示。他說：孫中山先生很贊成你們學生為救國而罷課，並認為你們學生應「再大膽些。不要怕，要有突擊行動，要設法激起怒潮。」這樣才能抓住時機，解決問題。[70]

由於國父關心「五四」，因此他也屢次召見學生代表。程天放追憶道：

在學生運動中，我很幸運地有機會瞻仰過國父孫中山先生……。民國八年國父住在上海，他正印行了《孫文學說》，鼓吹知難行易的道理，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不久，他又在胡展堂、戴季陶、朱執信先生等所辦的《建設》雜誌上發表了《實業計劃》。我平時已傾向於三民主義，等看到了這兩種著作，對他更將嚮往。在六月中旬，由孫鏡亞陪我到莫利哀路二十九號去晉見國父。那天談了約二十分鐘的話，國父是世界知名的偉大人物，然而他對一個青年學生的誠懇親切，使我很感動。……[71]

由如上的種種證據顯示，國民黨要人在上海暗助「五四」是不爭的事實。表面上看來，這雖是一個以學生、工商人士等為主體的愛國運動，但國民黨人卻在暗地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換言之，五四運動開始時的確是全民自發性行為，但在發展過程中，卻漸漸有政黨的介入。因此，自上海學聯會成立至五四運動告一段落的這段期間，國民黨諸公如國父、邵力子、葉楚傖等不只與學生領袖接觸頻繁，而且還適時給予指導與支援。這與本師所言迥然不同。是故吾人以為，謂國民黨在此時期未與學生接觸不可，謂國民黨未站在抬面上大膽支持學生則可也；謂國民黨「策動」學運不可，謂國民黨「借力使力」暗助學運則可也。想本師當時嘗積極投入參與，應當不會不知這個事實。而且，他也和許多學生一樣，在學運結束後，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在北伐統一全國的過程中，盡到自身的一分力量，這點在本年譜中已有深入探討。[72]

不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學生畢竟是思想純潔的一群，五四運動時他們受到國民黨人的指導與支持，推動罷課、罷市及罷工諸事；中共成立後，他們漸為其所吸收，成為顛覆與破壞國民政府安定又一「亂源」。由是也可看出學生易於受人利用的特質。[73]

按本師所言，上海五四是一場純潔清白的學生愛國運動，國民黨諸公如國父、邵力子、葉楚傖等人並未涉入。但依據其他資料則可發現，事實恰恰與本師所述相反。我認為，本師既然曾經積極參與學運，應當知道國民黨介入的情形，至於他為何否認此一情事？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邵力子是上海五四的發起人，與本師素有交誼，但邵氏後來投共。故本師在〈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一文中只說「北京學潮的專電到達上海，先是復旦大學教授們，立刻在校園內緊急鳴鐘，召集在校的全體學生」，而不言「復大教授邵力子在校園內緊急鳴鐘告知全體學生北京發生學潮」。在台灣戒嚴時期，本師不願講明五四政黨介入的情形，或有明哲保身的間接用意。

第二、中共常自稱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它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即革命黨)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無產階級(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事實上，五四發生時，中共尚未成立，何來領導之有？而中共成立後，曾培訓許多青年幹部操控學生社團，每每掀起學運、工運，造成國家社會的動盪不安。本師極力釐清上海五四與國民黨間的關係，是不想帶給後世一個「五四運動其實是國民黨在幕後策動」的印象，從而突顯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主體性，並告訴大家五四運動與中共日後掀起的各種學運、工運其實是不能等「質」齊觀的。

 

(作者：教史編纂委員會委員)